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困境与路径的选择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中心,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基层民主被提升至党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发轫于建国之初,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其成长的动力机制源于全球民主化与国内市场化的交互作用。时至今日,城市基层民主运行的轨迹是什么?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困境何在?在此基础上如何破解之?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植根于基层社会场域的多中心协作型治理是基层民主有效运行、困境破解的路径选择。     

大国崛起与政治家的责任

大国成长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是过度扩张引起崛起受挫,而政治家秉持何种战略,这对崛起的结果殊为关键.就历史经验来看,政治家秉持明智的战略,这对国家成功崛起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需要保持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平衡,在国内层面控制民众不合理的激情和欲望,平衡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国内的纠纷外溢到国际社会.在国际层面上,政治家则应该引导国家追求适度的权力,同时保持自我克制,通过战略学习积累经验.     

猜想与反驳"权力弊病"论

"权力弊病"论认为权力具有使人腐化堕落的内在属性,必然导致掌权者的腐败,这是一种肤浅而又深刻的谬论.这一谬论之所以被国内外不少学者"默认"甚至公开宣讲,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原因的.针对这种社会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可以作三种猜想,即挫折一攻击假说,权力批判态度假说和权力神经症假说.     

发展与治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与难题

本文认为,对于当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来说,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需要有效应对三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建立与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相契合的监管体制;二是建立与日益增强的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制;三是建立与日臻完善的法治规约相融合的政府责任体制。     

颠覆型民主化: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力学博弈及依靠力量

通过"二月政变"率先实现颠覆型民主化,是菲律宾政治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在转型的博弈过程中,菲律宾未能形成体制内改革派集团,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间的势力平衡急速地倾向于后者,在野党缺乏动员大众并使政府让步的能力.军队的反叛和教会的介入是民主转型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这使得菲律宾颠覆型民主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要重视高校教职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整体.在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教职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而重视高校教职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厘清包括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教职员工队伍状况以及高校教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特征等在内的基本状况.本文主要想探究现今教职员工的职业境遇、工作压力和他们的精神心理状态、工作态度之间的关联,强调从教职员工的思想行为实际出发,提高教职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9·11"后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建构

“9·11”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最迫切需要是识别出美国的敌人。对敌人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即对敌人的抽象化与非人化,对自身国家的拟人化。本文考察了布什政府在“9·11”后对其“敌人”的建构,认为其努力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它成功地塑造了敌人“邪恶”和自身“善”的形象,但这只会是短期的成功。由于恐怖主义的性质,美国又不得不将敌人具体化、扩大化,从而导致了美国在“9·11”后建构“敌人”的长期失败。     

新帝国主义论及其理论缺失

本文首先对9.11事件后库珀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然后对该理论所持的三个错误的前提假设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失败国家"的产生原因、国际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以及新自由主义式全球治理的虚幻性。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对于库珀所谓的后现代国家来说,要从治本的意义上根除这些影响世界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只有去除经济帝国主义,而不是诉诸于新帝国主义。     

《里斯本条约》后的欧盟政治发展

<里斯本条约>改革的核心实际上在于政治层面,从此欧洲一体化的重心从经济联盟转向了政治联盟的建设.政治联盟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上,里约对欧盟进行了不少重要的制度创新和制度调整.里约改革使得原有的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分析范式面临挑战,国家与超国家的区分在新的欧盟中不再那么明显.把里约后的欧盟理解为一个超级国家,也许更能反映里约改革的真正意图.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国际贸易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的福利。但这种解释存在误区,因为在现实中,上述基于效率的原则并未成为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制定的既定方针,相反,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各国都有其国家整体利益,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政府像理性的个人按自身利益行事一样,按国家利益行事。贸易政策是由政治和市场决定的,而非"仁慈的政府"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多重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