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层治理中地方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相互关系研究

在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发展的今天,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正在得到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包含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全球多层治理体系.本文把国际组织分为规制型国际组织和推广型国际组织两大类,以探讨它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革命性的,尚不构成对国家体系在世界政治的核心主导地位的挑战.但对这类新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当今的全球多层治理体系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共识、分歧及其逻辑

联合国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但是这些辩论并未达成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利用安全化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是缺乏解释力和叙事的完整性。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忽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的能动性，因此无法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整个进程和结果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据此对这些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并提出辩论中其实存在着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和应对途径的两种认知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安全化的途径和逻辑。从政策的角度看，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虽然存在有限的共识，但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分歧，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的政治可行性较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应维护该机制的主渠道地位，也应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日美防卫技术合作演变的逻辑

防卫技术合作是日美同盟关系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安全合作以及同盟管控的组成部分。日美防卫技术合作的进展受防卫技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中自主化水平双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日本武器出口规范和技术能力的限制，日美之间的防卫技术合作以美国单方面援助日本为主。其后，日本在技术上取得较大突破，开始在对美技术合作与自主技术研发之间寻求平衡，但技术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影响了两国的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深化与美国的防卫技术合作，并寻求技术合作的多元化。通过日美战斗机研发合作的案例可以发现，看似日本对美国渐趋自主，但仍然难以摆脱对美防卫技术依存的困境。日美之间防卫技术合作的深度以及日本防卫合作对象多元化的广度将是影响日本未来防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形成

塞西尔? 罗得斯的殖民行径在客观上对于后来南部非洲政治格局和政治版图的形成 具有推动作用，特别在南非联邦的建立以及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现代国家雏形的塑造方面发挥了 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比较有力地诠释了马克思关于近代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理论，即其 一方面用野蛮的方式摧毁了落后国家的原生经济形态，阻断了其原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另一 方面又在客观上为东方国家建立起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技术权威与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竞争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技术权威既非构建于利益交换关系之上，又不依靠强制胁迫的方式来维系，而是通过锁定技术发展轨道与治理规则路径赢得其他国家的自愿追随，由此形成非对称服从关系。技术权威可划分为知识型、监管型、辐射型与借力型四种类型，不同技术权威类型之间可通过技术跃迁与市场规模拓展来实现转换。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拥有不同技术权威类型的国家分别通过实体路径、市场路径、制度路径与联盟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借助技术领域中的锁定效应巩固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直至出现颠覆性技术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