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多式联运经营人货物损害赔偿责任限制规则的构建--兼评我国《合同法》与《海商法》的相应规定

网状赔偿责任限制模式、统一赔偿责任限制模式和综合性赔偿责任限制模式是构建多式联运经营人货物损害赔偿责任限制规则的三种模式。而综合性赔偿责任限制模式业已被当今多式联运国际规则和国内立法所采用。我国多式联运立法尽管也采纳该模式 ,但具体规则设计上仍有待完善 :一方面 ,应赋予多式联运经营人对任何形态的货物损害享有适当的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 ;另一方面 ,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立法规则的设计应考虑规则的可预见性     

周恩来的"单一国籍"思想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去国外居住和生活.关于海外华侨是否应该拥有双重国籍的争议时常发生,不断出现要求中国政府恢复承认双重国籍的呼声.周恩来在其担任总理期间,多次就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发表讲话,积极提倡"单一国籍",主张海外华侨放弃双重国籍.本文对周恩来总理提出"单一国籍"主张的原因、其"单一国籍"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     

19世纪曼谷王朝改革评介

19世纪泰国曼谷王朝进行的拉玛改革对近代泰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深远影响, 其成 果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则和观念等规范的改变上。泰国在保持信仰等根本传统不变的情况下, 按照 西方流行观念做出部分融通, 重塑了自身身份, 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这些规范层面的改变在与西 方的交往中被感知, 它们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发挥作用, 一方面也促进了外交活动的展开     

“东亚共同体”与东亚集体身份兴起的情感动力

在21世纪初,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兴起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讨论热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东亚地区集体身份的萌芽。由于主流建构主义身份进化理论缺失动力机制,不能合理解释东亚地区集体身份的兴起以及其后的弱化现象。在将行为体的情感施动性带回建构主义研究议程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集体身份建构的情感动力机制,并尝试对"东亚共同体"和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兴起的东亚认同现象提供初步解释。     

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东西方文化在东南亚的冲突与融合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文化时代,各种文化之间需要进一步借鉴、学习和取长补短,共容共进.所有文化的最高境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每一种文化都不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时代发展斟酌进退.从长远观点看,文化的特殊性终究要融入到文化的普遍性与世界性之中.东西方文化在经过数百年的冲突与融合之后,最终会聚集到世界大文化的屋顶下,把文化的共性、全球性贡献给全人类,贡献给未来.     

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集体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具有情感属性的本质特征。本文以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为切入点,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群体情感现象。集体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核心变量是群体成员身份认同,而不是朋友角色身份认同。在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进程中,群体情感因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分别表现为社会类别化进程中的群体情感动力、社会比较进程中的群体情感模型以及积极认同进程中的"替罪羊"现象。     

论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外议会外交的兴起,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活动也日益活跃。本文通过对近些年来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活动的介绍和研究,试图揭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在我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独特作用以及其对外交往活动对全国人大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     

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本文采用了规范社会化的研究视角,将北京奥运会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考察国际制度规范,特别是国际奥运会的规范如何影响北京的国际化进程。从政策、制度安排和行为三个维度,通过逐一考察在媒体运行、环境保护、商业文化、志愿服务和场馆建设五个领域,北京在奥运会前后接受并内化奥林匹克制度规范和规则的情况,也可以体察和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发展进程以及演变方式。研究表明,奥运会极大地推动了北京的国际化进程,北京的国际化进程是以主动接受并积极内化国际规范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点同中国在更大范围内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体系,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自主方式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