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技术、制度与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遵循“技术—制度—价值”逻辑,形成三维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行政执法改革具有契合性。当前,行政执法改革实现部分目标,但技术层面存在数据壁垒与数字形式主义,制度层面出现综合与专业的张力、权力与能力的悖离,价值层面产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等原定目标出现一定异化,对技术赋能制度、制度实现价值、价值形塑技术产生阻碍。需要以数字治理为引领破解行政执法改革困境,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集约建设一体化平台,基于需要的整体主义助力有限度的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执法,实现技术、制度与价值的相互构建,完成数字时代行政执法转型升级。同时,应谨慎对待数字时代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新挑战,促进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协同演化。     

国家的“视力”:技术革命与国家信息能力建构北大核心

信息是国家能力建构的核心维度之一。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辨识其治下公民及其活动状况的能力,关涉到国家“看到”并“看懂”社会的广度与深度。技术革命是影响国家信息能力建构的关键变量,历次技术革命使国家掌控的组织性技术和物理性技术迭代更新,也深刻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经过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在社群机制、科层机制和平台机制的依次主导下,国家“视力”历经模糊到清晰再到高清的连续谱。国家信息能力的逐级攀升,使得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从疏离到交叠再到融合,也延展了国家职能的范围。不过,国家信息能力的高度强化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国家职能过度负载和社会自治运作不振。因此,国家信息能力的建构要把握好清晰与模糊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在数字化的浪潮下,国家应克制过度理性化的追求,给予社会力量适当的活动空间,从而建设一个兼顾秩序与活力的均衡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探讨——兼论中国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在向西方"取经"到本土化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既面临着本土化研究成果的供需矛盾,也经历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世纪争辩。本文在系统归纳、阐述并回答社会科学研究中"何为本土化""为何本土化""如何本土化"等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联系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辨析研究对象或议题本土化、研究方法本土化、研究目的本土化、研究价值本土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认为本土化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体系,促进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和进步,应摒弃西方中心取向,建构中国特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并实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结合。     

区域人才发展环境指数研究——基于广东省21个地市的调查样本

区域人才发展环境是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基础与关键。文章基于文献和实践从“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政策环境”“人才市场环境”“生活环境”“教育与科技发展环境”等维度出发建构一套区域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广东省21个地市2015—2019年五年数据为样本,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验证和评价指数的计算与排序,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从“制度”“厚度”“用度”“温度”“限度”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以促进区域人才发展环境评价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促进新时代新发展格局下区域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建设。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中的公共责任赤字及其治理

作为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和责任机制,绩效评估一直是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旨在为公共项目和组织绩效提供各种客观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强化管理并为决策提供依据。然而,实践中评估主体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价值取向偏差,以及绩效评估制度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弱化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实际效用,易导致公共责任赤字。公共责任赤字广义上是指公共责任机制表现出的不足及削弱公共责任相关价值的任何方面,具体表现为：信息阶段的绩效信息基础缺乏阻碍了公共责任的履行;评估阶段的科学评估困境使公共责任履行不到位;结果阶段的结果应用有限不利于公共责任的约束与改善。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制度、绩效反馈制度等治理措施,可以优化绩效评估体系及公共责任履行,有针对性地减少公共责任赤字。     

电子政务条件下善治政府的发展趋势——政府与公众互动的视角

电子政务与善治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一脉相承,互动性是电子政务与善治政府突出的共同特征.电子政务条件下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有三个阶段,从初级,中级到高级分别是:管理型互动模式、协商型互动模式和参与型互动模式.参与型互动将是电子政务条件下善治政府的必然趋势,而当前我国政府与公众之问的互动还处于管理型互动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善治政府的要求,达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参与型互动,必须做到三点: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积极推行数字民主,提高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拓展网络舆论空间,加速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力.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央地关系的探索及启示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关系,他对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根据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提出了统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了国家整合、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时,他主张学习苏联,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社会主义改造后期,针对经济建设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他开始反思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倡导放权给地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泽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既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又坚持了基本的政治原则,并注重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他在探索中形成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去工具化”的工具——以公共政策研究中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为例

近年来,量化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量化研究不断受到争议和质疑。通过分析量化研究方法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运用,认为当前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存在"去工具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规范性暗示下的"数据挑选"和去知识性的"泛因果化"。"去工具化"现象本质上反映了研究的主体性缺失和能动性缺失。这种缺失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现实与独立性困境带来的。因此,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需要秉持多元主义态度,推动量化与质性方法的优势互补。     

网络信息时代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主体和主体建设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基础。在网络信息时代,传统教育模式中主、客体泾渭分明的格局被突破,教师与学生同时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主体。以实现师生共建、尊重青年学生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为目标的大学校园文化主体建设具有重要时代意义。文章梳理了网络信息时代大学教育和大学文化建设主体的嬗变,从理念调整、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三个层面,提出了加强大学文化主体建设的具体要求。     

撤县(市)设区过程中的政府职能关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的集聚性、流通性和膨胀性等特征不断凸显,在城区发展空间的需求和政府行为的政绩推动之下,"撤县(市)设区"现象不断涌现;政府职能关系的模糊不清导致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使得撤县设区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在拓宽城市发展空间方面的作用有限。政府职能的明晰是赋予政府权力和资源的基础,也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文章以浙江省为例,具体分析了撤县设区过程中的政府内部职能关系及政府与外部社会的职能关系,论证了政府职能关系的协调对于实现撤县设区目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