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征收权的异化及其限制

国家征收权在当下的中国已经背离了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设置目的,异化为侵犯农民土地权利的工具。异化的根源在于发展理念出现了偏差,过分追求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速度和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不合理,政府成为了利益当事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制度缺陷使"公地的悲剧"在土地征收环节遭到放大。必须对国家征收权进行限制,限制的有效途径是:公共利益的目的性限制、正当程序限制和公正补偿限制。     

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

利益的广泛存在导致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所以利益冲突体现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就涉及到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是基于某种范围内主体数量差别而引发的,主要表现为在市区范围内的公益与个益冲突,并呈现出一些特殊的表现形态。通过对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中的权衡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在法律中化解这种利益冲突的正确的主体权责配置模式,并创设主体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机制。     

自由与强制——诠释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之功能定位

在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路径中,平等保护交易弱者、彰显实质自由、实现包含公平价值的正义是法律对合同自由进行强制的理由。具体到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中,自由与强制相互作用,共同维系着保险领域的实质正义。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具有利益救济与权利限制的双重功效。     

孤独与绝望的交响：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人生困境解读——以《变形记》和《局外人》为例

强烈的孤独感和绝望感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着力表现的现代人感知世界的人生困境。孤独与绝望的交响,共同合奏了人生困境与迷惘的悲沉乐章。以《变形记》和《局外人》两篇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品为例,人类生存的异化与沟通困境最为突出地催生了这两种现代人的情感,而走向死亡则成为其所选择的反抗和救赎之路。     

司法调解的生产机制——以个案为例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个司法调解个案进行剖析,解释其间法官与当事人的调解策略的生产机制。调解策略是行动者在结构中的位置潜在隐含着的行动方式,并且法官与当事人基于一种支配与误识的关系形成策略的契合,如此,才使得该个案以司法调解的方式结案。由此必须对该个案所涉及的法庭所在的司法场域的结构与法则,进而对司法场域由以获得合法性的政治场域进行分析,才可能真正发现调解的生产机制。     

我国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研究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的发生，公益诉讼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公益诉讼做出明确规定，当损害公益的案件发生时，哪些主体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怎样界定，文章提出了公益诉讼主体多元化与合理化的主张。     

论卧底警察取得证据的效力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构

卧底警察是侦破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等案件的有效手段。世界各国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复杂犯罪时,都不约而同地赋予侦查机关使用卧底警察的权利。我国有关卧底警察的法规过于原则化、简单化,在司法实践中很难适用。在有限度地承认卧底警察的合法性已成为国际趋势的情况下,我国也应该将卧底警察立法化。     

浅析我国公益诉讼起诉主体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件的发生，公益诉讼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公益诉讼做出明确规定。就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的初步研究来看，公益诉讼主体应当多元化。     

“市场决定”的三重意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市场决定"命题,是党和国家立足中国国情,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指明中国实践方向的重要理论构想。     

唐武德时期律令制定刍论

唐代武德律令是中国古代重要法律之一,作为唐代第一部成文法律,其修订是一个动态过程,诸多参与者的不同职官身份体现了法律的礼法合一的性质,且影响较为深远,武德律令是贞观时期新律令颁布前的主要法制规定,为唐代的制度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