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美国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数字集约化企业越来越多地掌握关键领域的经济数据和社会数据。在合理范围内促进企业数据有序流动,对提升政府决策水平、发挥数据要素价值、赋能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论文梳理美国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B2G数据共享）的制度探索、合作类型及运行方式,并以典型案例剖析共享流程和实施路径,对其B2G数据共享实践的关键性问题进行阐述。研究发现,美国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数字战略规划中对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给予充分关注,设计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基本范式,为企业数据共享实践提供了良好环境和有效保障。中国在进行B2G数据共享规划时,应构建耦合协同的B2G数据共享政策框架,设计多场景适配的B2G数据共享合作方式,开发管制型与市场化相结合的B2G数据共享工具,设计前端控制的B2G数据共享监管和评估机制。     

族群联邦制与族群冲突管理:议题转变与理论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族群联邦制是一种处理国家结构与族群政治问题的制度设计,理论上兼有族群冲突缓解与激化两种相反的效果,实践中正反面案例均存在。从相对静态的视角来看,历史文化、国际力量、经济、族群的政治地理等结构性的情境条件导致族群联邦制在一些国家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失败。从过程导向视角来看,与族群联邦制相作用的具体政治实践过程及其他相关联的政治制度体系的运行也会影响族群联邦制的表现。族群联邦制同时强调自治与共治。各行为体如何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境条件下,以何种策略展开互动实践来动员和运用认同与资源,决定了族群联邦制在管理族群冲突中的成败。     

中国人才评价制度发展70年分析

人才评价是人才开发与管理工作的基础与关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才评价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进步。中国人才评价制度的发展可划分为探索发展期、拨乱反正恢复期、快速成长期、科学发展期和机制发展期等五个阶段。目前的人才评价存在人才评价制度的法治力度不足,促进与提升人才评价主体能力的相关制度缺失,人才评价标准与方法开发等方面的制度扶持不到位,人才评价制度体系内部各制度之间契合性、配套性和协同性不够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完善人才评价法规体系建设,促进人才评价法制化;加强人才评价中介机构管理制度建设,强化人才评价社会化;推进人才评价人员从业资格认证与培训制度建设,促进人才评价职业化;出台促进人才评价标准与方法开发的相关政策法规,增强人才评价可操作化;建立人才评价数据共享平台与报送制度,推进人才评价大数据化等方面着手,为新时代中国人才评价制度建设的新发展提供历史分析和现实借鉴。     

研究型大学本科招生中的能力素质模型研究——基于自主招生的视角

通过文献综述、关键行为事件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招生过程中的学生能力素质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以326份调查问卷为基础,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初步构建研究型大学本科招生的学生能力素质模型;接着对第二批调查收集的368份调查问卷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基于研究型大学本科招生的学生能力素质模型。研究表明,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招生的学生能力素质模型由18个能力特征构成,涵盖在组织管理、表达交流、学习创新、逻辑推理4个维度之中,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与相关讨论。     

市场化境遇下的城市水务改革:模式、问题与应对

城市水务市场化改革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民间资本,打破了城市水务的政府垄断供给方式,降低了服务成本,提升了服务质量。同时,城市水务改革中的政府监管责任缺失、监管职能交叉、定价机制不合理、产业规模效益偏低等问题也凸显出来。为此,政府应以加快推进水价市场化改革为中心的价格改革,增加财政投资、提升产业规模效益,构建一体化城市水务市场监管体系,打造吸纳消费者的多元主体参与平台,采用水务市场化改革风险评估制度和水务企业信用评级制度,以减少城市水务市场化改革中的可能风险。     

关于东亚模式的再思考——东亚发展模式的分化分析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综合发展模式。东亚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下形成,环境变化引发内在矛盾,导致东亚模式成功背后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东亚模式的内在矛盾渐渐开始现实化。这种矛盾不光是东亚模式的变化,连东亚模式的分化也发生。因此东亚模式国家需要解决东亚地区经济内涵的透明性,效率性和合理性的提高问题,按照国际环境的变化,摸索国家与市场的新关系。至少对中国而言,东亚模式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模式又不同于东亚模式,这意味着为了防备金融自由化与贸易竞争的扩张,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     

解决藏族自治州发展问题的三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

藏族自治州是青海、云南、四川和甘肃四省藏区在政府层级和行政区划上的表现形式,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因素而面临一系列发展上的难题。解决藏族自治州的发展问题,应采取更加广阔的视角,紧紧围绕"民族自治州"这一建制形式和其背后的制度改革,从社会治理、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加以思考和统筹。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困境与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策略优化

文章综合运用法学、公共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提出“数据产权—数据主权—数据治理”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中国—东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困境与战略选择。文章研究发现,数据治理主体和目标呈多元化趋势,引发了规制的双重困境：在法理上表现为数据产权和数据主权定位模糊所引发的数据确权争议,在治理上表现为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保护个人数据信息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等多目标之间的权衡。此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还面临着“数字鸿沟”和数字霸权主义的挑战。文章研究认为,中国—东盟应基于现有的理念共识、制度基础和战略互补优势,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治理战略合作框架,在共识、共赢、共存中寻求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新平衡。     

撬动对话与秩序生产：草根NGO何以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

进行“多向-交互式”沟通是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的关键环节。在中国治理场景中,草根NGO能否以及如何促进沟通效能提升？本研究以垃圾焚烧风险沟通为视窗,基于对六家草根NGO的长期追踪,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揭示了其提升环境风险沟通效能的“环式理论逻辑”,即：认知引导机制、政策保障机制、能力支撑机制及反馈激励机制促使NGO选择“撬动对话”这一沟通策略,通过平衡主体、激发意愿、优化内容、拓展空间四个维度的努力推动利益相关方坦诚对话,进而生产出情感、组织、言说、合作四类秩序。秩序的稳定运转将促使风险沟通效能在信息展示、意见交换、弥合分歧、推进合作等四个层次获得提升,并反哺于策略塑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情境拓展进一步凝练四个理论命题,实现对逻辑框架的深度解读。本研究一方面推动了“对话理论”的本土化和操作化,丰富风险沟通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刻理解风险场景中草根NGO的角色及政社关系,为构建环境风险治理共同体奠定基础。     

逆向合同外包:反思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新视角

逆向合同外包是政府将已经外包出去的公共服务收回并且重新交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近年来,这一现象在国内的实践中屡有发生。从逆向合同外包角度出发,系统梳理国内外逆向合同外包现象研究,并结合实际调研所得,分析我国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中"七站八所"的重置现象,以期为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反思提供一种新视角,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做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