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危机与出路:恢复重建三十年后的反思

尽管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当下中国公共管理学却深陷严重的身份、理论、方法、价值和发展危机。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理论和文化自信、国际学术的隐形扩张、过度的人为干预、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要解决这些危机,必须做到: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重塑学科的独立地位和身份;加强理论和思想创新,要敢于和勇于形成自己的理论传统和思想体系;加强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规范性和科学性,反对形式主义和唯方法主义;加强价值研究,形成学科特有的价值体系,提高学科社会价值;创造一切条件,积极主动推动学科发展。     

论政府自我革命的理论依据、变革路径与设计原则——基于依法行政的视角

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揭示出政府在成长的每个关键阶段都要完成核心任务才能进一步发展,到成熟期之后,更要进行深度的自我革命以避免机能衰退;同时,政府的自我革命因政府的特别属性,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组织重构是升华政府价值并同步进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路径;而要推进政府自我革命必须以"依法行政"为总设计原则,从"职权安排、职能转变、组织机构、政策执行、公共信任、人员素质、组织形象"等七个具体方面完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的系统性原则设计,才能应对目前面临的"自主危机+效能危机",建成权责法定、职能科学、机构精简、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和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运行,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本文基于既有研究,构建以事性定权属、以事项配事权的分析进路,以此分析了美国等六个典型国家的经验,提炼了公共事务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发展战略等属性对于央地事权划分的意义,阐发了宪法和法律为主、其他为辅的划分途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国家央地事权划分的事务、权力类型和权力关系。最后,针对我国相关症结问题,阐述了相关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优化央地事权划分的启示。     

基于三维框架对大部制机构整合的考察与审视北大核心CSSCI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的有机统一,部门机构整合状况以及责权利的统一,不仅是职能有机统一的外在表征,而且关系到大部门的运作成效。现有大部制评价成果关注地方政府多而中央政府少,一般性点评多而事实证据支撑少,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说服力。本文从辅助机构、业务部门和跨部门业务三个维度考察了大部制的机构整合,发现在不同维度和不同部门体现出高度多样化和不平衡特征。这些发现对学术研究和大部制改革实践的深入具有重要意涵。     

政府绩效管理的推进机制：中美比较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绩效管理推进机制即围绕绩效管理实施作出的权威性制度安排,包括外部主体及其角色、主体间相互关系、推进方式手段等。美国绩效管理推进机制属于立法主导下的多主体协同推进模式,其特色包括规范化、精致化、透明和社会监督。中国绩效管理推进机制呈现多样化实践,共同特点是行政主导和"一把手工程"为代表的人治化色彩。完善中国绩效管理的推进机制需要关注三个问题:绩效管理立法,绩效管理主管部门的选择,绩效管理的协同推进与框架统一。     

区域经济发展中后发优势与其实现机制研究——以广东省后发区域赶超效应及政府作用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广东省为例,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后发优势问题。论文首先介绍了后发优势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基本含义,继而通过对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广东省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后发地区近年来的赶超情况,以及促成赶超的要素。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四个区域之间发展的相对差距近年来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后发地区存在赶超效应。这一赶超效应既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作用,也有人力、资本等各种经济要素投入的影响,更有当地政府发挥的推动作用。广东省经验表明,政府通过积极建立上下联动、力量聚焦和政商协作三个机制,将极大地促进后发地区后发优势的实现。     

关于建立干部选拔公信度评估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干部选拔公信度评估机制是军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评判干部选拔绩效的实际需要.因此,有必要对评估的原则、内容以及评估效果运用进行研究,找到增强选拔公信度的具体办法,以此促进干部选拔工作.     

基于顶层设计视角对大部制改革的审视北大核心CSSCI

在大部制改革研究文献中,顶层设计不足被普遍视为改革的一个缺憾,同时被视为改革效果差强人意的重要原因,但鲜有对此的专门研究。基于顶层设计的整合诠释框架,对大部制改革的审视围绕四个维度展开:全方位系统筹划;直面重大问题敢于突破;主体角度的"相对顶层观";时间维度上"一揽子方案"并"事前"出台。考察发现:两轮大部制改革符合顶层设计的两个"外在表征",但在系统筹划和改革力度两个"核心内涵"上存在不足或缺失。未来改革中强化顶层设计有几个着力点:职能转变的科学定位和新突破口的选择;加大机构改革力度并选择新的突破口;加强改革目标层次的系统筹划;加强时间进程的系统筹划和动态监管;推进机构改革的透明度和信息公开。     

国家的“视力”:技术革命与国家信息能力建构

信息是国家能力建构的核心维度之一。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辨识其治下公民及其活动状况的能力,关涉到国家“看到”并“看懂”社会的广度与深度。技术革命是影响国家信息能力建构的关键变量,历次技术革命使国家掌控的组织性技术和物理性技术迭代更新,也深刻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经过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在社群机制、科层机制和平台机制的依次主导下,国家“视力”历经模糊到清晰再到高清的连续谱。国家信息能力的逐级攀升,使得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从疏离到交叠再到融合,也延展了国家职能的范围。不过,国家信息能力的高度强化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国家职能过度负载和社会自治运作不振。因此,国家信息能力的建构要把握好清晰与模糊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在数字化的浪潮下,国家应克制过度理性化的追求,给予社会力量适当的活动空间,从而建设一个兼顾秩序与活力的均衡国家。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困境与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策略优化

文章综合运用法学、公共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提出“数据产权—数据主权—数据治理”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中国—东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困境与战略选择。文章研究发现,数据治理主体和目标呈多元化趋势,引发了规制的双重困境：在法理上表现为数据产权和数据主权定位模糊所引发的数据确权争议,在治理上表现为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保护个人数据信息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等多目标之间的权衡。此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还面临着“数字鸿沟”和数字霸权主义的挑战。文章研究认为,中国—东盟应基于现有的理念共识、制度基础和战略互补优势,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治理战略合作框架,在共识、共赢、共存中寻求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