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试析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高度重视与中东的关系,经常出访中东地区。频繁地访问中东,说明了日本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日本与中东关系的密切和深厚。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关注中东和平问题解决、政治与安全保障问题、能源合作、地区与全球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日本深化与中东关系的动因有:确保能源安全、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彰显日本大国影响力、展示文化教育等软实力、奉行平衡外交、居间调停等。鉴于日本自身与地区和国际形势等多种复杂因素,今后继续深化与中东的关系,日本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挑战。     

工作时间质量对员工的影响 ：理论路径与实证检验

工作时间质量对于个人、企业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明确了工作时间质量的3个评价维度(工作时长、工作时点和工作时间自主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工作时间质量对员工影响的基础路径模型",揭示了工作时长、工作时点和工作时间自主性对员工产生影响时,三者的基础路径关系。该模型指出,工作时长、工作时点和工作时间自主性均能对员工个体层面的结果变量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工作时间自主性能够显著调节工作时长、工作时点的影响程度。研究还利用"2018年中国工作环境研究"的数据,以"工作时间满意度"作为结果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了理论模型的假设:(1)员工超时工作程度和工作时点非标准化程度越高,对工作时间感到满意的可能性越低;(2)工作时间自主性和工作时间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工作时间自主性负向调节超时工作和非标准化工作时点对员工工作时间满意度的影响。     

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梳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情况的基础上,利用2010年-2018年日本上市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探讨了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负面影响;(2)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3)不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日本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方向不同。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增加负面冲击企业研发活动,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却激励企业研发投资。相较于日本,中国企业研发管理经验较少,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政府更应重视在运用政策手段平滑景气波动的同时,避免政策施行的大起大落,警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过快、过度提高,尽可能营造、引导产生良好的市场预期,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支持企业创新活动。     

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

二战后,日本史学界以国内某行政区或某历史区域为对象的地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战后初期,出于根除皇国史观等的影响及修正历史教育的需要,学界开始推动地域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的成立为相关研究者、研究机构间的协作提供了平台。战后初期的地方史研究对战前乡土史进行了批判,并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框架,侧重社会经济史研究。1970年前后,日本地域史研究得到飞速发展。各地的地方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地方史料的发掘、保存、公开活动取得巨大成果;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亦形成一定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地域史研究在目的、方法、视角上有诸多转变,逐渐摆脱附属于整体史的地位而走向自立。二战后日本地域史研究成果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资料收集和研究的片面性、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等。     

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

在全球形势深度变革的情势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体现出经济层面上的国际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协定,因此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宜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国家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可为多个议题设定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的机制创设功能,掌握区域性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并进而影响全球性国际规则的重构,这是全局性的战略考量。     

计算机网络犯罪规制中的“未经授权”与“超越授权”——中美比较研究

件和基础是行为人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访问计算机网络。中美两国在规制计算机网络犯罪的访问行为上都有关于“未经授权”和“超越授权”的规定,对比两国立法和司法条文以及法院判解,我国规定的“未经授权”和“超越授权”只是概念式存在,司法解释没有予以定义,司法实践也未形成明确认定标准。科学借鉴美国立法和司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完善我国规定的“未经授权”与“超越授权”:以程序编码设限作为判断计算机访问未经授权的标准;“超越授权”是指行为人在获得授权使用计算机时,利用这一授权使用的机会去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或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但行为人的数据获取或控制行为并没有得到授权。     

论居民身份证收费的存与废——兼评我国行政收费制度

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能，并且在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唯有其提供准公共产品时才允许向消费该类公共产品的居民适当收取费用。而身份证属于政府部门根据自身的行政管理需要而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纯公共产品，因此政府首次发放和更换身份证应该实行免费制度。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提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类似的证件收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行政收费也应该得到清理和废止，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收费领域法治化目标。     

EU in ASEM: its role in framing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study i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at aims at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What are the underlying rules or principles of the existing structure within ASEM? What will be the results of functioning of this mechanism? What do these results imply on the future relations of the two regions?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ASEM is based on four main principles: promo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enhancing multilateralism inside and outside ASEM, decentralizing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issue-specific dialogue, and basing all activities, dialogues and discussions on willingness of members. As a consequence, the functioning of this mechanism leads to consolidation of multilateral structure in East Asia as well as to a promotion of knowledge-based policy discussion. The ASEM process have not realized a partnership among equals; rather it put the European members 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vis-à-vis the Asian partners because Europeans are well-coordinated, able to mobilize more resource and equipped with various expertise.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China: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This article is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e pattern of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present‐day China. Rooting the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s of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the priorit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basic policy issues that have defined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nt statu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religious circl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e examined. Future trends in the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hip in China are forec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