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KUS核潜艇合作如何冲击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

核潜艇合作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核心内容。关于这一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否有悖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国际社会存在尖锐的争论。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合作与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的合规问题,但忽视了其对正在成长中的国际规范的冲击。从规范演化的角度看,违反规范的国家影响力越大,对既有规范的打击越沉重,规范退化的可能性越大。规范的正式程度越低,规范越脆弱,受到冲击后规范退化甚至衰亡的可能性也越大。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三国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破坏了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已有的核潜艇合作活动都没有利用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中的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使得规避利用该漏洞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或成长中的规范。然而,由于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涉及大量武器级高浓缩铀的转让,且高调引用了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这将对军用核动力装置转让、军民两用物项管制和核“突破时间”这三项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产生严重冲击。     

国际安全视域下的网络文化与网络空间软实力

网络文化不是纯粹的文化问题和文化现象,而是与安全具有广泛的内在联系。在网络空间本身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从国际安全的视角审视网络文化。理想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维系自身运转、净化和完善的体系,具有三个与安全相关的功能:传递功能(以信息技术实力确保信息文化流动的顺畅和安全)、纠正功能(纠正错误信息和越轨行为)和塑造功能(塑造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国家软实力:第一,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主要是指信息传播实力和网络文化产品的吸引力。第二,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即运用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纠正有危害性的信息和越轨行为的能力。第三,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指建构国家文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的能力。网络空间软实力是数字化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未来国力竞争的焦点领域。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私人安保公司：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的新主体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国家维护能源安全手段的选择逻辑：产权制度的视角

经济体量、能源禀赋、对外能源依赖程度等相仿的国家在应对同一场或情境相似的能源危机时所采用的手段经常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主要依托行政或外交手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国家则更依赖行政与商业的组合手段。为解释这一差异,就要突破能源安全研究惯有的地缘政治与供给需求分析视角,借助产权制度来考察政府与企业的权利责任边界以及政府借助企业力量维护能源安全的可能性和成本。基于美国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与中国应对2017年天然气紧缺的实证研究以及英法两国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补充性分析,可以发现产权制度决定了企业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研究表明,在私有产权制度下,能源公司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均较高,政府难以借助能源公司的力量应对能源危机,由此独自采取行政或外交手段保障能源安全;在公有产权制度下,能源公司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均较低,政府更容易借助能源公司的力量应对能源危机,由此两者共同承担维护能源安全的责任并通过行政与商业相结合的手段维护能源安全。     

存款保險新機制下的銀行監管權

2013年9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回答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關於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時表示,中國將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增強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性,並且擇機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保險制度能夠強化對商業銀行的風險約束機制,從而有效地保護存款人利益,穩定金融秩序,因而很早就受到重視。早在1993年,我國已在《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險基金。此後,我國的立法者和專家學者都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人民幣存款餘額已逾百萬億。隨著存款的不斷增長,建設顯性的存款保險機制以防範銀行金融風險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醞釀已久的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一事再度被提上日程。今年6、7月間,中國人民銀行接連表示,將積極研究制定《存款保險條例》,推進存款保險制度建設。本期特選取朱大旗教授、李慈強博士有關存款保險立法的文章,借鑒國外的成熟經驗,結合我國的具體實踐,探討中國國情下存款保險制度設計的路徑。     

“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与太空安全机制新动向

近年来,太空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加速,商业航天崛起,太空拥挤加剧,太空军民融合加深。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20年发起一项名为“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太空军控新议程。该议程推出后,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将之导向一项自愿承诺禁止地基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其太空军控立场的重大转向。美国意图借“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干扰对手发展不对称反卫星手段、强化太空同盟、划定太空威慑“红线”、策应太空环境议题。“负责任外空行为”已成为太空安全机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议程,不仅因为其引发了大国间政治矛盾,还因其体现了太空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向。在新的太空安全环境下,太空军事安全和民事安全的国际机制正交叉融合发展,各机制的议程模式将更加开放、参与者更加多样、控制行为的路径更加主流。     

核出口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美国在多边谈判中的行为模式

美国向来被视作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主导者。然而,尽管积极倡导实行核出口控制,美国却未能始终对该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施加影响。在核供应国集团中,相较于利益诱惑与威胁这一动用物质实力的谈判方式,美国更倾向于为规则主张的正当性提供辩护,以此推进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修改。不过,基于核不扩散规范的此种辩护,也未能保证美国达成其目标。多边谈判中两种参与谈判的行为方式分别为“议价”与“论辩”,在现有研究中对其给予了理论上的区分。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在两种谈判方式之中选择“论辩”。对美国这一选择倾向的分析,从成本导向的理性选择着眼。此外,为解释在正当性论辩这一谈判方式之下影响谈判结果的要素,提出了基于利益分配关系的心理机制。案例分析聚焦卡特、老布什、小布什三届政府在核供应国集团中发起的四次准则修改行动,四次行动在谈判方式的选择和谈判结果上呈现鲜明对比。文章旨在深入认知大国在多边规则制定中的权力及其界限。国家行为体对于正当性论辩的关注及其在论辩中面临的困境,在规则与规范之争趋于激烈化的国际安全领域,都是日益普遍的现象。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路径探析

近年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问题成了学界探讨的热点。这既源于相关学者对国家安全理论长期不懈的构建,也源于教育主管部门对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政策支持。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充分借鉴新兴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在体系聚合、制度构建以及内涵建设三个方面着力。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体系聚合层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核心理论,也通过“他向培育”对分支学科进行了构建。在制度构建层面,学科制度精神以及制度结构都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相关学者也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内涵进行了充分论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既要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理论,也要合理构建分支学科;既要加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制度精神构建,也要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计划制定、核心期刊打造以及争取基金项目支持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同时,更需要不断加强内涵建设,对学科逻辑起点、学科文化以及国家安全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定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