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转轨经济法学：一个务虚的伪命题——对《时代法学》2009年第1期相关观点的回应

中国经济法的困境不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西方范式的经济法理论，而是市场经济不成熟及其体制性障碍。如果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无论如何变换经济法概念，只能形成诸多务虚的伪命题。真正把握中国经济法困境的学者应当建立在充分认识现实国情背后体制性障碍的前提下，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构建经济法具体制度，做经济法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以此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协助突破经济法困境背后的体制性障碍。如果经济法越位思考，将使经济法变得“四不像”，最终将肢解经济法，并给反对经济法是独立部门法的人提供了强有力的藉口。     

刑罚权的边界:犯罪的定义与被定义的犯罪——对新一轮犯罪定义争鸣的基本态度

刑罚应处罚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属于刑事政策的话题。坚持现行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将治安违法行为和部分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归入刑法中的犯罪当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何种行为定位为犯罪,实际上涉及到刑罚权的边界问题,而刑罚权的运作受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治模型选择、公权力制约以及法治的适宜性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无论从分权的角度,还是基于法治的判断,乃至文化、国情等维度进行衡量,现行刑法对犯罪定义的基础性界定,仍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存款保险法律制度构建若干问题探讨

国际金融危机凸现中国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紧迫性,而这对于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金融体系是一国经济的基础设施,一旦银行破产,将对银行所有国的整个金融体系特别是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我国当下不仅要考虑建立有关存款保险的法律制度,更要深入思考这项制度与金融机构破产立法的协调问题以及这项制度构建的主题选择、适用范围等具体内容。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     

论文化对国际制度创新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是使制度更加体现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认同与价值观念,更加促进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文化作为一种共有观念,对于国际制度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通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全球集体认同,或在地区层面建构制度创新的共识等方式表现出来。通过文化与权力的结合、文化与利益的结合,并通过国际社会的长期实践,在一定的危机或者偶然因素的促动下,文化就有可能实现制度化,推动国际和地区的合作进程。     

海域物权的法律属性研究及立法模式选择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海域事实上已经逐渐取得了类似于土地的不动产地位。因此，需要对传统民法的物权理论进行革新：注重自然资源物权与传统物权的协调；对物权客体特定性的含义进行重新定位；对自然资源物权进行类型化分析；海域物权与土地物权并列，都应受民事立法和特别立法的共同规范。宪法中应明确规定海域资源的法律地位，物权法也应对海域物权的基本问题做出规定，并通过专门立法来协调在海域物权中的公益与私益冲突。     

从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看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以制衡不起诉处分为中心

日本的检察审查会是在二战后司法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为制约检察官滥用不起诉处分制定的一项制度，自建立以来，对救济民众权利，制约滥用不起诉处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对以社会力量监督检察机关的一种有益探索，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监督不起诉处分的做出。为保障监督的有效性，我国应以日本的检察审查会为参照，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社会资本：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一个视角

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或社会财产，它具有经济性和生产性。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建构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非常必要。在公共部门对弱势群体提供外在的社会保障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以个人为取向和以社会为取向的社会资本，分别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国家和市场不能解决的“自保障”和“转化保障”。弱势群体积累社会资本的具体路径包括建立个人社会网络、建立公共组织、建构信任与规范以及促进互惠交换。     

TRIAL ON THE ELECTRONIC EVIDENCE: CHINA’S RULES ON ELECTRONIC EVIDENCE

How to use electronic evidence to decide cases has become a major conundrum in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Starting with an analysis of a typical cas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wo basic ideas of electronic evidence in deciding cases, points out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cientific proof and judicial proof, and concludes that it should follow the road of judicial proof by suitably refer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proof. On the basis of such discussion, it further expounds on the models and the mechanisms of electronic evidence.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Chinese traditional theory of evidential law and learning from the proving method in historiography, it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evidential system for electronic evidence in the virtual space. Finally, it focuses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digital alibi in practice and arrives at a solution by managing those theories comprehensi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