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规划对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基于23所高校2019、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分析

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下行压力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背景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行为能否提升其就业质量及促进职业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值得探究。本研究基于9个省份23所高校2019、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网上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分析职业生涯规划的开始时间、长远程度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稳健性。研究发现,总体而言,职业生涯规划越早、越长远,大学生就业质量越高。为进一步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研究建议：各级学校需要构建需求驱动的职业生涯教育体系,明晰辅导员在职业生涯教育中的专职定位,父母应重视对子女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     

论行政诉讼变更判决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虽被怠用,但独具价值,既体现对公权的态度,又体现对诉请的回应;既否定不当行政行为的效力,又解决悬而未决的权利状态;既最大限度救济受损利益,又使纠纷得以实质解决。基本因素、比对因素及参考因素等正相关因素运用不当将导致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故在考量是否使用变更判决时,应结合诸因素的组合形式及作用的先后顺序加以判断,且应遵循尊重起点罚——推算基准罚——得出结果罚——确定变更罚的实现路径。     

海岸带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评价

海岸带区域具有独特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特点。水资源对该区域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设计了针对海岸带区域的水资源可持续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将该指标体系运用到对我国海岸带11个省市的水资源评价上,为海岸带地区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追溯体系对食品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食品安全是食品贸易的焦点问题,而追溯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性的重要举措。文章从追溯的内涵和种类出发,深入分析追溯体系的产生原因以及对食品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了可追溯体系的产生;追溯体系的发展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食品产业链的合作交流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然而各国追溯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也给国际贸易带来挑战,我国作为食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也应积极推广追溯体系,提高食品的安全竞争力。     

论我国罢工立法与罢工转型的关系

我国现实型罢工具有劳资性罢工与政治性罢工混合、权利争议罢工与利益争议罢工混合、群体性罢工、谈判前罢工、非法罢工等特点。鉴于现实型罢工的诸多弊端和罢工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避免性,应当积极推动现实型罢工转向目标型罢工,即分别采取措施,促使混合型罢工转向劳资性罢工和利益争议罢工、群体性罢工转向团体性罢工、谈判前罢工转向谈判中罢工。此种转型亦即对现实型罢工的预防。与罢工转型同步且引导罢工转型的罢工立法,其策略要点有:罢工立法的样本以目标型罢工为主;灵活处理集体合同立法与罢工立法的关系;妥当安排集体(群体)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立法与罢工立法的关系;坚持罢工保障与罢工规制并重。     

美国医疗保险照顾计划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现代保险法制中,健康保险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与欧洲、日本等以国家为主导的健康保险法制建设不同,美国采取的是一种公私混合的多元化模式,即以商业健康保险为主,以政府主办健康保险为辅,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健康保险法律体系。而在政府主办的健康保险事业中,1965年推出的医疗保险照顾计划(Medicare)处在核心的地位。本文就医疗保险照顾计划的由来、主要内容、实施效果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作了详细论述,对借鉴美国医疗保险照顾计划、克服我国在老年人和残疾人健康保险上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等,提出了思路。     

从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到共产主义的复兴——三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后者只承认社会主义,不承认共产主义.中国要打造中等收入群体,这同修正主义者制造中产阶级有着原则区别.共同富裕是可能的,人人都变成资本家却是修正主义者的幻想.只有...     

论晚近南北国家在国际投资法重大议题上的不同进路

晚近国际投资条约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投资保护与规制之间的平衡点是不同的。这种差异表明,二者在国际投资法中的争议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至更为广泛的议题。主要表现为:对规制权需求的不同侧重、对投资准入自由化的不同选择、对公平公正待遇的不同要求、对间接征收的不同认定、对改革投资者与国家间争议解决机制的不同主张。这些分歧是造成国际投资条约体系复杂性问题的根源。为此,在多边层面协调这些争议以达成共识,是解决该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也符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For many, the future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hinges upon the role of the newly rising middle class.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This paper is an effort to fill in this gap. It shows that,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pays greater attention to politics and engages more in informal/personal activities in dealing with conflicts with government policies or officials. However, the behavior of the middle class as an aggregate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classes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al activities that require greater civic engagement or greater courage to confront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are not ready to be agen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ction although they hold higher democratic attitudes in mind as shown in previous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