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联盟与印度持续的经济改革

印度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持续的经济改革,是由于支持改革的政治家、官僚机构与智囊团、商业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发展型联盟。这一联盟是在民主政治的竞争中形成并发挥作用。印度进行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民主国家可以在不改变其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变革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必然需要一个强权政府的观念。     

公共管理中的“委托—代理”——以亳州市谯城区“为民服务全程代理”为例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化,使政府管理体制面临诸多挑战。职能转变与流程再造,是完善公共治理的重要举措。谯城区为民服务全程代理项目,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通过合约制的引入与应用,以流程再造的形式,转变了政策执行的模式,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了政府职能的实现。     

公共管理中的“委托—代理”——以亳州市谯城区“为民服务全程代理”为例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化,使政府管理体制面临诸多挑战。职能转变与流程再造,是完善公共治理的重要举措。谯城区"为民服务全程代理"项目,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通过合约制的引入与应用,以流程再造的形式,转变了政策执行的模式,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了政府职能的实现。     

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概念阐释

本文通过阐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与政府总的净收益之间的联系来界定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指出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果。“公共产品优化供给”的核心指标是纳税人提前支付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后,在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不必二次付费。尽管这种“政府收益最大化”并非特定时空政府经济作为的描述,但是它所建立的规范性判断却可以为现代政府的财政决策提供参考或指导,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好地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安排。     

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理论构建

本文是一项规范性理论研究,超越于现有公共决策理论的个体理性基础,基于现代哲学的公共理性而建构了一个公共理性决策模型,重点讨论了公共理性的内涵以及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性质、构成主体、决策方式、应用性条件以及它在决策理论研究上的创新之处。在理论上证明了公共理性决策模型可以实现公共决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内在融合,从而使得公共决策结果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民主政治的价值要求,并认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对于消弭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可能的民粹主义倾向具有规范性的理论启示意义。作为一种公共决策的政治性理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适用边界及其操作化问题有待进一步理论探讨,它也有待于实证检验及修正。     

共有观念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

以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共有观念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塑造作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基于国家利益的根本需求,但出于国内社会转型深化的需要和对国际关系形势发展的应对,中俄需要突破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借助构建共有观念和集体身份认同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水平。中俄需要在现有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进一步加强互动,除了政治、经济、军事、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还要促进两国共有观念的形成,增强对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的认同度,以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共有身份参与到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和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之中。     

战后日本城乡一体化治理的演进历程及启示

城乡一体化治理旨在纠正体制和政策的不当偏向,破除城乡分治二元结构,在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协调发展。战后日本经历了由城乡二元对立到一体化治理的成功转型。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健全的地方自治制度、发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完备的支农强农和惠农政策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构成此种治理模式转型的基本动力。分析战后日本城乡一体化治理的演进历程及发展经验,对于中国现今城乡治理模式变迁、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香港、澳门、新加坡行政主导比较

适应社会发展和高效决策的需要,行政主导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政治现象。由于社会条件的差异,各国各地区行政主导的类型和表现不同,绩效不一。本文对香港与澳门、香港与新加坡的行政主导作比较研究,从政治制度、政府运作、社会条件等不同角度探求了不同形式行政主导的共性与差异。     

俄罗斯大部制改革及其评析

俄罗斯从2003年至2008年进行了一场以联邦权力执行机构大部制和行政三分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改革运动,这是俄罗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转轨以来在政治和行政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本文运用中外最新的资料和数据全面、细致地描述了俄罗斯俄罗斯大部制改革的过程和制度安排,深入分析了改革的效果及其背后的原因,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推进大部制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公共政策失灵:政策分析的一个新领域

公共政策失灵 ,可以理解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或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实际预想的目标 ,并给政策对象造成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现象 ,公共政策失灵有其相对独立研究的必要性。公共政策失灵的研究 ,不仅可以避免价值偏好的影响 ,而且还能促进公共政策分析的深入和拓展。文章最后谈到了公共政策失灵研究应当立足的中国国情 ,并给出了初步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