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可能?——一项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是承载“一带一路”建设科技交流与创新发展使命的重要议题,然而由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尚不健全,甚至部分国家还存在较强的政治风险和文化冲突,这种合作并非易事。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成为可能?【方法】本研究从宏观分析视角提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了36个沿线国家案例中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及其条件组合。【发现】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是影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因素,两者相互耦合共同构成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地,本研究依据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不同耦合程度,识别出强强联合型、资源主导型、经贸带动型与政治兜底型四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类型。【贡献】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弥补了以往研究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层面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分析的局限性,区分了不同伙伴国家与中国开展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各种途径,可以更为准确地解释全球治理背景下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机制,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入推进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提升合作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民营企业“匠心人才”培育研究——基于台州制造业青工人才培养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迅猛,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重要力量,被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持续推进各行业产业化、全面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时刻,民营经济急需培养适合自己企业发展、具有较强实践操作技能的“匠心人才”。我们通过对“匠心人才”“高技能人才”“蓝领”等人才概念的界定,明确民营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内涵及特点,并通过深入调查具有民营经济亮点的台州制造业,了解了企业培育“匠心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对于“匠心人才”的培养,社会认识上存在轻“蓝领”重“白领”、学校教育上存在轻“实践”重“理论”、人才自身存在轻“长久发展”重“短期效应”、企业在用人上存在轻“一线”重“科技”、政府工作上存在轻“服务”重“业绩”等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人才多元认识,构建尊重青年匠才的社会环境;搭建多层平台,大力拓展青年匠才发展高地;用活激励机制,全面释放青年匠才发展活力等对策建议。     

立法后评估中的公众参与“虚置”及治理路径

作为检验立法实效、提升立法质量、促进法律体系完善的立法后评估制度已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实践。然而,在这种多方主体的博弈中,公众当前只是一种被动型或者功能型的“虚置”参与,无法发挥其积极性、主体性的作用。公众参与立法后评估的实践困境具体表现为:参与主体的构成失衡、参与内容的模糊、参与方式的“指令化”及参与效果的抑制。要突破这一困境,须正确认识公众参与评估的价值,从意识、制度、参与的指向及参与效果等方面构建参与路径,实现立法后评估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制度化。     

深刻理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命题——恩格斯《论权威》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觉醒、崛起和腾飞的核心领导力量,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恩格斯《论权威》中包含的权威思想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认识权威,了解权威与服从、权威与自治关系的理论蓝本。当前,中国现代化转型所产生的多元价值的冲突、利益格局分化、党内腐败滋生等问题使政党权威产生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为消除权威危机的存在因素,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重新审视权威何以重要,正确认识维护新时代党中央权威的核心要义,积极引入法治权威,实现政党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夯实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学理基础和法理基础。     

论中国古代士人“清”之廉政文化品格——以江西古代士人为中心

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品格,士人之“清”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精神气质:个人生活的清俭、为人修养的清白、为官的清正、为政的清明。清俭、清白是古代士人对君子人格及道德操守的追求与坚守,它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内省与自律。清正、清明则是从政和处世的一种精神品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士人的“清”使他们的人生价值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成就并丰富了中国廉政文化的品格与内涵。     

Editor’s Note

Envisioning a well-ordered society composed of filial subjects who obeyed the law, avoided disputes, shunned religious heresy, paid their taxes, and peacefully engaged in agriculture, the Kangxi emperor’s “Sacred Edict of Sixteen Maxims” (圣谕十六条)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a declaration of the alien Qing dynasty’s Confucian bona fides. While the rhetoric of the pronouncement echoed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the political acumen of the Qing rulers was readily apparent in the eighth maxim, “explain the laws to warn the ignorant and obstinate.” Melding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the eighth maxim specifically endorsed the efficacy of the law. The importance placed on legal knowledge was abundantly clear in one of the earliest commentaries, which explained all sixteen maxims with examples of applicable legal guidelines. Thus, the “Sacred Edict” was a shrewd maneuver that endorsed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but it also foreshadowed a “legislative turn” in the Qing rule that was discernible in the evolving ethos of criminal justice. Despite the extensive efforts to propagate the “Sacred Edict,” violent crime was on the rise in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Whe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moral “teaching and cultivation” (jiaoyang 教养) failed to alleviate social conflict, Qing rulers reconsidered and revised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existing concept of criminal behavior. By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ffort to stem the tide of violent crime relied less on ideological exhortation and more on legislation that articulated harsh punishments. This “legislative turn” in Qing criminal justice resulted in an aggressive policy of deterrence that facilitated the greater use of capital punishment.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奠定“百年女大”发展新基石--《山东女子学院中长期发展战略暨“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解读与说明

中国需要女子大学，办女子大学是一种优势。“百年女大”是山东女子学院长远发展的愿景，表现为六大战略目标和三个阶段的步骤。“十三五”期间，要着重采取五大行动来实现十大目标，就保障措施而言，尤其需要发挥思想的先导作用，建立强大的师资队伍，培养富有开拓精神的干部队伍。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基层机关事务管理创新

机关事务管理改革与创新是放管服改革在政府内部的开展,也是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要求。在放管服改革深入过程中,县乡基层政府面临职责加重、政务事权加量、基层政府与公务员任务翻倍的情况,机关事务管理尤其是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管理体制、服务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格局、保障水平面临挑战。基层机关事务管理改革需要通过职能定位、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多路径进行创新,使之与放管服改革相配套。推进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信息化、专业化、标准化对于确保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避免腐败和提高基层公务员士气具有重要意义。     

“套路贷”犯罪罪数认定问题探析

“套路贷”犯罪触犯的基本罪名是诈骗罪。由于“索债”行为的多样性，同时又可能触犯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抢劫或绑架等十余种罪名。认定罪数既要立足于法益保护，坚持全面评价，又要注重人权保障，禁止重复评价，还要符合认知规律，做到整体评价。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立虚假债务后，通过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非法“索债”，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择重罪处罚；通过虚假诉讼非法“索债”的，择重罪从重处罚；通过暴力、胁迫、绑架等直接“索债”的，诈骗行为升级为抢劫、绑架等重度侵财犯罪；在侵财犯罪之外侵害被害人其他法益，构成犯罪的，数罪并罚。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法定救助义务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是自然人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格权,应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当自然人处于紧急危难状态时,负有法定紧急救助义务的组织或个人应履行紧急救助义务,否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鼓励其他负有一般救助义务的主体进行紧急救助,妥善发挥好人条款的积极引导作用,对改善见死不救的不良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