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周恩来民生思想初探

在"文革"的极左氛围下,周恩来对民生积极探索,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生思想。他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将农业作为民生之本;他注重交通,将交通建设作为民生之脉;他注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将群众生命健康作为民生之魂;他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是那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环境保护的首倡者。周恩来民生思想具有如下的特点:既强调"抓革命"又突出"促生产",从政治高度认识民生重要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点;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特点;具有内容上的丰富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中国海外突发事件撤侨应急管理研究--以“5·13”越南打砸中资企业事件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和机构不断增多,在此过程中难免会遭遇一些突发事件。本文梳理了中国近十年的涉外撤侨突发事件,并以2014年5月越南打砸中资企业事件为典型个案总结了中国在事发过程中采取撤侨应急行动的主要做法,基于应急过程管理分析了应急撤侨中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对进一步改善撤侨应急管理提出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改善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增强应急响应能力、完善应急救援协同联动机制、大力培育和善用民间组织、培养应急专业人才等对策建议,以在“一路一带”重大战略下,进一步有效提高我国海外突发事件撤侨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公民和中资机构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权益。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应急状态下的国家治理思考

“中国之制”源于“中国之治”的实践之中,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演进、互为表里。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竞争较量更为尖锐复杂,只有不断完善“中国之制”,才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为完成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提供制度支撑,开创“中国之治”的新阶段、新境界。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对女性养老金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基于对广东省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生育孩子数量对女性养老金有显著影响,女性会因生育遭受“养老金惩罚”,且“二孩”生育女性遭受的养老金损失高于“一孩”生育女性。可见,“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不仅作用于女性职业生涯期间,还作用于女性年老退休以后。因此,应坚持性别平等的原则,完善退休制度和公共托育服务,合理制定缴费年限、缴费指数、账户设置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标准,以削减女性“生育养老金惩罚”,提升“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论对金融、经济犯罪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对犯罪适用刑法的中心问题 ,是定罪量刑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定罪量刑的科学成分量 ,即“含科量” ,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大关键。犯罪构成理论是关系定罪量刑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愈科学 ,就愈利于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本文从研究金融、经济犯罪的形态特征和规律性出发 ,论证了传统的苏中式犯罪构成理论不利于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的“含科量” ;要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应当适用龙式和前置式的新的犯罪构成理论。     

“零容忍”反腐败的问题基模构建及实施对策

频发的腐败现象反映出新时期腐败的一些特点及其生成机理,只有实施"零容忍",才能实现"零腐败"。当前,在我国推行"零容忍"反腐败具有可行性,但也会存在"零容忍"反腐败的目标侵蚀、舍本逐末和饮鸩止渴问题。解决推行"零容忍"反腐败问题的出路在于:坚定对腐败"零容忍"的目标;加强政府反腐防腐能力建设;构建政府、公民、社会参与与合作的零容忍反腐败系统。     

义务犯的正犯原理

义务犯是一种有别于支配犯的独立正犯形态。义务犯之义务是一种专属于义务主体的积极义务,该义务未必是来自于刑法之外的先刑法义务。一方面,义务犯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一是能够克服传统理论对身份犯处理的误区,并赋予身份性构成要件以特殊的地位;二是弥补传统支配犯理论在处理不作为犯上的不足,并为解决不作为犯中的理论难题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义务犯走向过度保护法益的消极面,也要对义务犯的适用空间进行合理限缩。     

Student Weapon Possession and the “Fear and Victimization Hypothesis”: Unraveling the Temporal Order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from nearly 4,000 students across 113 public schools in Kentucky, we attempt to unravel the dir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 weapon carrying and various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chool‐crime experiences, including victimization, perceived risk of school victimization, and fear of school victimization. Overall, we found little support for the idea that fear and victimization increase weapon carrying, controlling for other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predictors, including delinquent offending. While 7th‐grade victimization was modest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non‐gun weapon carrying in 8th grade, high perceptions of individual victimization risk in 7th grade decreased both subsequent gun and non‐gun weapon carrying. Fear of criminal victimization in 7th grade did not predict either type of subsequent (8th‐grade) weapon carrying. Though fear, risk, and victimization were inconsistent predictors of gun and non‐gun weapon carrying, we found strong and consistent support for the effects of weapon carrying on subsequent fear, risk, victimization, and offending.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implications of fear and victimization hypotheses, both gun carrying and non‐gun weapon carrying in the 8th grade increased fear of school crime, perceived risk, and actual victimization in the 9th grad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the applicability of a “weapons” or “triggering” effect are discussed.     

大国北极博弈与中国北极能源安全——兼论“冰上丝绸之路”推进路径

在“海权论”“无主”“共有”等国际视阈下,北极地区的归属特别是能源资源权益的划分一直悬而未决——特别是在近年来北极环境变迁逐步加快、各国极地活动能力不断增强、全球能源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国拓宽能源获取渠道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无论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北极地区国家,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北极国家”,都对北极有着较强的能源权益声索以及能源安全维护需求。围绕着北极地区的公共与私有属性界定、开放与排他政策选择、法制与权力标准划分等诸多问题,各国之间展开了全方位的多轮博弈。目前,在各国北极政策“理念一致、目标冲突”的背景下,在北极开展合作特别是能源开发合作也越发困难重重。而对于提倡构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来说,要想维护本国在北极的能源安全,就必须借助在北极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的力量,通过分享理念、设置议题、促成合作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北极事务的有效介入。这将有助于规避因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战略透支,为增强中国的北极能源开发话语权奠定基础。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