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省重点领域看市县级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思维能力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可见,党中央十分重视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那么,什么是法治思维?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     

电力直接交易背景下《民法典》供用电合同制度新解

与传统供电模式有别，电力直接交易模式下售电主体与配电主体分离，电网企业只是配电主体，不再参与电力买卖。《民法典》仍沿用供电人的称谓，在售电主体与配电主体分离时，供电人对应于配电主体。在传统的供电模式下，供用电合同本质上为特殊的买卖，但在参与电力直接交易的用户向不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的情形，完整的电力买卖被拆分成售电和配电两个环节，供用电合同调整配电关系，体现出服务合同的属性。无论表现为买卖还是服务，供用电合同均系继续性合同。供电人有强制缔约义务，在供电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约时，用电人有权要求供电人作出订约的意思表示并要求给付本身。当用电人逾期支付电费和违约金且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时，供电人在履行通知义务后可中止供电，中止供电并非解除合同，而是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     

专利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界定

维护国家利益既是专利立法的重要目标,也是专利法的必然选择。但现行《专利法》中国家利益条款设置存在语言表达歧义、概念界定不清、用词重复冗余及语词指向不明等缺陷。《专利法》对国家利益认识不清及专利立法规范化意识缺失是造成国家利益界定失范的主要原因。《专利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界定可从立法及司法两个维度展开:在专利立法时,可采用国家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及国家经济利益等术语取代现行分散的不规范的表述;在专利司法时,可通过司法裁判文书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对"国家安全或者国家重大利益""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物质"及"国家秘密"等相对模糊的内容作更为明确的界定,以限定国家利益的具体范围。     

反垄断法规制滥用标准必要专利权之反思

反垄断法通常以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对标准必要专利权滥用的行为进行规制。实际上,滥用标准必要专利权并非都可以适用反垄断法。单独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市场不应直接推定为独立相关市场,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更不必然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大量无效、非必要以及过期专利充斥在技术标准之中也对相关市场以及持有人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产生直接影响。滥用标准必要专利权最主要表现是专利劫持导致的不公平高价行为,对此行为反垄断应采取比较谨慎和温和的态度,只适用于对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等非常特殊的情形。从法律效果和法律功能上看,仅仅依靠反垄断法规制滥用标准必要专利权案件还会存在对被劫持者关注不足的问题,并可能导致对权利人威慑过度进而引发反向劫持的风险。在肯定反垄断法在规制滥用标准必要专利权上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专利法作为内部限制所具备的优越性,以及反垄断法之外,其他属于外部限制法律规范的补充作用。     

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重构

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处置,虽然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表面上是一种最为直接、快捷的解决方法,但它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较少、司法适用率较低的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困境的分析,提出以"三层四类"为体系框架,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进行重构,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在立法上的零散以及法律规定上的重叠,进而确保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正义。     

外资代工模式的“隐性强制”劳动问题研究——以A代工企业为例

布洛维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已由"强制"占主导的"专制性"控制转变为以"认同"为基础的"霸权性"控制。但是外资代工企业严重的超时劳动现象说明,"认同"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认同"的背后是"隐性强制"。"隐性强制"劳动的根源是一线员工基本工资水平过低,其直接后果是导致频发的工人抗争行动。     

我国公共场所性骚扰的刑法规制研究——以上海首例“咸猪手”获刑案为切入

公共场合性骚扰行为是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人向被害人作出的与性有关的不受欢迎的言语或举动。当前我国刑法没有设置专门的性骚扰罪名,但上海"咸猪手"案获刑说明公共场所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可评价为强制猥亵罪。司法实践中应当对性骚扰行为界定为强制猥亵罪予以严格把控,注意避免将刑法的打击范围随意扩大。我国目前的立法环境暂不宜单独设立性骚扰罪名,而应当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治理公共场所性骚扰现象。     

专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限制的司法适用

以往的研究对专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制问题少有关注,这种研究思路容易导致错误的理论方向,矫枉过正与保护不力同样属于误区。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受限有其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原因。目前我国仅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制,具体内容仍有待明确和补充。司法适用中应当对属于弹性的概念"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进行严格限定,要以利益指向的内容本身而非被诉侵权主体的性质作为判定标准。对于基于双方利益的考量限制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的情形,同样应严格适用。     

比较法视域下的商事登记制度

商法是有关商或一系列商事行为的法律,商事登记是商主体为了取得商事交易活动资格、进行商事交易行为而向特定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被相应的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商法中明确规定商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遵循商事登记制度,这对于保障交易顺利、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比较法的角度,结合当前中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实际,对不同的商事登记制度规定进行差异化分析,从而找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优劣之所在,并借鉴国外商事登记制度中的优良之处,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