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权对东亚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影响

本文全面追溯海权对东亚国家的历史影响,并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进行评述。在历史叙述中,既梳理了西方国家以海权改变东亚国家以及东亚格局的过程,也重点对比了历史上中国和日本两个主要东亚国家对海权的认识差距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命运,并初步分析了当今东亚海权势力消长及其对亚太战略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     

利益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基础

利益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基础。在新形势下，要以利益认同为基础，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就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强义利观教育，引导人们正视各种利益关系；二是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三是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以实际行动全面满足人们合理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     

地域融入与文化认同——在京流动大学毕业生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模型

在京流动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作为文化体的"北京"和作为地域体的"北京"两方面的社会认同一定有其独特之处。通过对800名在京流动大学毕业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北京的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都受到收入、住房和一般性社会交往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京流动大学毕业生群体融入老北京文化需要更多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撑,以及更长时间的文化融合过程。该群体对北京产生积极的地域认同相对现实而可得,因为他们的这种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大城市带来的经济及职业成长等切实利益。     

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建构研究

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包括政治制度、政治理念、资源配置等决定政治认同的关键因素都是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决定意识形态建设效果的核心要素。在当代中国进行政治认同建构,必须尊重意识形态发展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恪守人民至上立场,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论,不断提高建构能力。     

青少年组织认同意识的萌芽与培育体系探析

分析青少年群体身份认知、群体社会认知与组织认同意识的相互关系发现,青少年组织认同还处于萌芽阶段。培育青少年组织认同意识,可通过构建群体身份培育体系,以发展青少年群体身份认同意识;构建青少年社会化发展培育体系,以发展青少年群体社会认同意识;构建青少年的同伴教育体系,以打牢组织认同意识培养的潜在基础;建立活动化教育策略体系,以丰富青少年组织认同过程体验。     

制度认同视角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化探析

制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制度认同与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化存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化，提升制度认同。     

地域歧视:消解国家认同的隐忧

在中国,地域歧视是"外地人"的切肤之痛。其表现形式非常多:"外地人"被规定不得从事某些工作;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只能"借读";"外地人"在大城市无法参加高考;农民工被要求办"暂住证"。至于网络"地域帖"上爆发的骂战,以及现实生活中对"外地人"和某一省人的污名化,更是家常便饭。     

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以大理白族为例

僰人、白人和民家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对大理白族的称呼,尽管大理白族始终没有从少数族裔的标签下挣脱出来,但各种文本中的记录都显示他们与汉人日趋相近,我们有必要将大理白族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视为一个不断调整与再定位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尽管现在所用的"民族"概念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产物,我们的研究必须兼顾中国民族融合的独特进程。     

双重“身份”农民工市民化与我党的执政认同研究

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状况体现了民众对政党的认同,体现着一个政党在社会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影响力和凝聚力。我党的历史是一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合法到最后执政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历史。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决定他们既是党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党不可或缺的阶级基础。农民工市民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我党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它有助于满足农民工的意愿和诉求,有助于对党执政意识形态、方式及能力的认同。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

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民族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也给其带来挑战,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对待"两者"的关系。全球化不仅形成国家认同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削弱民族国家认同的力量。尽管伴随着全球化而兴起了超国家的区域认同和次国家的族裔认同,这两种认同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造成了冲击,但它们不会取代民族国家认同而形成主要政治认同形式,民族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