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从何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建构几方面展开。学界通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概念、内容与结构等的探析,回答了何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形成原理的探讨及历史经验的总结,回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形成的问题;通过对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建构路径的考察,回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建构的问题。今后的研究,从研究思路上看,应从理论进路扩展到现实进路、从国内研究走向国内外对比研究、从宏观研究走向宏微并举的体系化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要加强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内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形成规律机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历史与基本经验、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要从单一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从逻辑思辨研究走向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     

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与国家文化战略构架

国家文化战略设计的重要性,源于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基本属性。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与我国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分不开。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力量之基,我国文化认同型的国家属性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建设与国家建设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赋予国家文化战略设计以国家现代化道路设计的独特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传播与践行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以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必须改变现有传播中存在的主客体弱化、内容抽象、渠道不畅、环境失衡等短板,构建主体引领、客体参与、内容生活化、途径多样化、环境协同化的传播路径,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强化初级军官职业认同感的对策

职业认同是人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达成组织目标的心理基础。初级军官是部队建设的基础,单位建设的“主心骨”,他们精力充沛、安心军营、勤奋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四个多样化”的冲击下,部分初级军官的职业认同感有所弱化,有的同志职业兴趣逐渐淡薄,职业意义认识模糊,职业追求逐渐淡化,致使工作缺乏动力,能力下降,标准不高。造成初级军官职业认同感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在因素看,主要在于:一是职业环境缺乏优势。由于初级军官职务较低、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较差,因此,职业环境比较优势更加缺乏,导致了职业吸引…     

新时代香港青年工作的困境、契机与前景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在“一国两制”下整体实现了繁荣稳定,也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同挑战压力。香港青年是这些内外挑战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且近年来受到香港经济社会的多重因素夹击,成长发展遇到较多瓶颈和制约,在此环境下青年一代对国家认同及自身公民身份认同就遭遇了弱化。随着香港国安法等系列法规实施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了新时代“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实践,也为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和融入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未来,要全面加强对香港青年的思想引领,帮助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遇,加快其融入祖国发展的步伐,是重构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和实现人心回归的重要路径。     

英国学派的自我构建及其问题

本文首先以"英国学派"这一概念被提出到广泛接受为主线,围绕学派的自我构建过程,指出英国学派自我认同的构建主要始于新一代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学术活动,其中经历了一个由争议到共识的历史阶段;接着分析了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发展英国学派的努力,重点放在学派自我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内/外的界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学派的历史以及未来发展的分歧;最后简要分析了当前英国学派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以此作为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     

数实交互与赛博集群者：虚拟形象直播中的认同建构

近年来,虚拟形象直播在我国蓬勃发展。目前关于虚拟形象直播的研究较少,且大多聚焦于技术层面,较少关注受众的内在群体认同机理。在网络社会中,虚拟形象直播的受众作为亚文化群体,容易感知来自身份认同的失衡感和挫败感。在网络社会中重塑身份时,虚拟形象直播为其提供了情感支持。他们将虚拟主播视为内心完美形象的投射,形成情感联结,通过线上组织的情感共治和线下活动的仪式化行动,完成了共同体的整合。通过解构传统、社群选择和自我赋能等多元化行动策略,虚拟形象直播的受众进一步强化了既有认同,呈现出与传统亚文化认同截然不同的认同建构过程和运作逻辑。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文章将“信任赤字”定义为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并尝试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权重差异,从而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认为,不同程度的“信任赤字”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历史阶段,且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这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归咎于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以及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等一系列因素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中国迅速崛起等耦合性因素所引起的“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