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形成述论

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对华一直遵从"政经分离"原则。"政经分离"原则虽然形成于吉田茂内阁时期,但这一原则并不是吉田或某一个政治家的主观设计,而是战后冷战体制,尤其是"日美台体"作用于日本对华关系的自然结果。把握"政经分离"原则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的根源,可以为正确理解战后中日关系或是改善或是恶化的历史表象提供一个可诠释的视角。     

构筑战略互惠型的中日安全合作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两国在经济、文化交往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比较而言,两国的安全合作却始终处于滞后的状态。尽管在一些安全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双方在开展安全合作方面仍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扩大交流、更新观念、增加信任,尽快走出安全困境,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调整,积极地进行舆论引导,切实地推进具体事务合作,建立真正的战略互惠型安全合作关系,对于两国来说不失为双赢之举。     

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邦交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在40 年 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也往往给当代中日关系战略研究以生动图景式的启 迪,对当代中日外交工作也具有重要价值。温家宝总理曾访日展开“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 之旅”,创作吟诵汉俳,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努力破解中日关系暂时出现的困局,体现了中国“维护 稳定、谋求合作”的对日外交政策。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外交和日语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媒体 从业人员和外交战线的官员,理应加强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以利于中日外交事务实践以及亚洲和 世界和平。     

中日博弈的历史考察

中日关系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又有1894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中日关系"第一个历史"是日本向先进中国学习、在实力比较上是"中强日弱"时期。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只有一个既先进又强大的中国,才能使日本折服甚至追随。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其后又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邪途。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即从"中强日弱"转变为"日强中弱"。二战后,中日关系"一强一弱"成为历史,并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10-15年,中国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进一步走向强大,日本和美国将会加强合作来牵制中国。然而,从中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与中国友好相处。当今中日关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美国某学者所称的"追随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会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终于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态势、原因与走向

自安倍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以来,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迟迟难以化解,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不仅限于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抱负,而且倾向于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日本对中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制衡态势愈发凸显。从国际、地区、双边及国内层面看,"美国因素"、中日安全困境的上升通道被激活、中日双边矛盾由过去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向海洋权益之争升级以及两国的国内因素,是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将取决于钓鱼岛争端的发展、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趋向、美国对日本政策走向的态度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势。     

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研究

战后至今,日本政治右倾化色彩越来越浓。作为一种消极的政治现象,已成为中日关系的障碍。它以修改教科书和平宪法、美化侵略历史、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为内容。战后美国改造日本不彻底、日本国内政治文化生态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重要诱因。日本政治右倾化不仅给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带来巨大挑战,两国民间感情也日益恶化,互信缺乏。     

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转型期——兼论两国增强战略互信的路径选择

中日两国在明显增多的不和谐噪音中迎来了邦交正常化40周年。人们注意到,近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与对立逐渐凸显。中日两国缺乏战略互信已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一定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扩大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克服彼此间的隔阂和疑虑,将中日关系推进到新的阶段。     

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中日关系

中国正处在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正确了解并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则是外交工作和理论研究的重点内容。为此,我们特组织了以下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邓小平决策中美建交始末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