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的安全关系及出路北大核心

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顺利,成果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和密切的经济关系相比,政治、安全关系发展滞后,安全关系尤其是阻碍中日关系深化的重要原因;作为东亚的两个重要国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影响东亚形势和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略论

对日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中日世代友好 ;必须树立中日友好的大局思想 ,全方位推进对日外交。历史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敏感神经 ,按照“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方针解决历史问题是实现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运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和利用矛盾的方针来处理中日关系是行之有效的对日外交策略思想。求同存异的原则既是对日外交的工作基点 ,也是寓于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哲学理念。     

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在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诸多因素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很重要却又时常被忽视的方面。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主要包括狭隘民族主义、神道国家意识和西式自由民主理论。三者交错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突出表现就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与国家利益互为表里,是日本政坛右翼化、保守化和对华政策强硬化的思想根源。     

要对中日关系做最坏准备

钓鱼岛之争绝非仅是领土之争,而更为根本的是,它可能成为一座围堵中国的前哨堡垒。此次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中方被迫做出强烈反应。据说,在"买岛"之前,中日双方外交人员曾在各种层面多次接触,中国多次反复劝阻其"买卖"行为。本来,外交就是妥协,围绕这个问题,中日双方还有很多可能性,但是,野田为表示其"决断"能力,对有争议...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CSSCI

2022年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在中美和解的有利条件下,两国决策层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两国关系由“蜜月期”转入“重新调整期”,从而呈现一种结构性特征——“趋冷”与“回暖”局面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21世纪20年代初,中日关系面临逆水行舟般的复杂局面,其未来是重复“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还是倒退到疑似复交前双边架构的“准冷战”状态,抑或经过多年磨合而出现堪称2.0版“1972年体制”的某种新型关系框架?对两国关系面临的这三种可能前景,需要继续予以关注。     

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及中国的应对

安倍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有一个逐步演进和明确化的过程,基本成型于安倍政府宣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背景是其“亚太战略”受挫、印度洋地缘板块抬升、中美战略态势更新等。其战略的主要目标有三：政治层面上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地区秩序;经济上确保日本利益,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安全上主要是保障海洋秩序和海上通道自由,制约中国的实力拓展。实施办法则是以日、美、澳、印间的双多边合作为平台,综合采取政治、经济及安全等各种举措。安倍政府通过深耕日印、引美入“群”、补齐多边、宣介推广来促进其印太战略,态度在相关四国中积极而突出。日本推动印太战略创新面临挑战与不确定性,中国对此应加大引领、趋利避害,塑造有利于中国新时代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回顾

在复交以来的中日关系历史长河中,尽管一再出现曲折、低谷、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时 期,但周恩来、邓小平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两国领导人所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为未来长远 的中日关系指明了历史大方向。1979 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脱苏入欧”的同时并未“脱亚 入欧”,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身旁出现了一个从战败废墟上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值得我们关 注和学习的日本。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始于1981 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迄今已举行了31 届年会,成为中国学习日本发展经验和中日相互交流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从1979 年到2006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等对华经济援助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利,是一项双赢的事业。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二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受到挑战应该说是好事,这会促使日本人平等地对待中国,但日本人也不必 因为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被中国超过,而使它的感情文化从“希望”变成“恐惧”,日本国民应以理性态度对待邻国与世界的变化。     

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做出新的选择吗?

正进入2014年,国际局势更加起伏和动荡。随着2014年3月21日俄罗斯完成合并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法律手续,欧洲局势进入了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前所未有的新的战略紧张期。虽然奥巴马政府指责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违反国际法,宣布了对11名俄罗斯官员和金融人士的制裁名单,但白宫也很清楚,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