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推动新形势下中日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共代表团赴日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民主党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纪行

应日本民主党邀请，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中共代表团于11月8—12日赴日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民主党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并访问日本，团员包括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方立、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卢雍政及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     

中日关系为何升温？

中日关系空前和睦，这主要是因为中日关系升温有利于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崛起不会带来威胁。中国也钦佩日本战后发展的某些方面，中国仍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浅谈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全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罪行.抗日战争,是世界反侵略战争史上的壮举,中华民族参加抗战的人数、族别、战场、作战方式之多,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殊死搏斗,对日本法西斯的灭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取得抗战胜利、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立下了不朽业绩.就其战争挑起原因、抗战胜利以来中日关系的新发展、未来关系展望以及今后外交工作中的经验等方面对抗日战争进行研究.     

中日关系:"暖春"时节的形势与任务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取得重大成果.中日双方为新时期中日关系构建框架、规划未来,完成了"三定";访问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突出了中日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对重大敏感问题的处理既体现原则,又灵活务实.中日关系走向新的历史阶段,带有时代必然性.但中日关系极其复杂,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牵扯多方因素,访问成果的落实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即:登高望远、具远见卓识的政治领导;交流合作的机制化建设;智库及民间组织的建设性作用.     

1972年9月中日政府首脑建交谈判述略

1972年9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中日政府首脑谈判,对实现中日建交起了关键性作用。正式谈判共进行了四轮:第一轮谈判,以日台关系和中日关系中的非排他性问题为谈判核心;第二轮,紧紧围绕战争责任、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及革命输出问题;第三轮,讨论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并交换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第四轮,商讨如何结束日台关系和处理日台断交后双方非官方的经贸往来问题。双方在谈判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既坚持立场,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失灵活性,最终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直接推动了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的签订和发表,实现了中日建交。     

邓小平与新时期中日民间外交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一贯重视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在具体指导和亲身参与中日民间外交实践时,他按照"官民并举、相互促进"方针的要求,成功地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慎重处理两国纷争,加强了中日经贸往来,强调饮水不忘掘井人,使两国关系在总体上保持不断发展的势头.     

前提 目标 途径——增进中日战略互信的若干思考

中日战略互信具有复杂、渐进和反复等特点，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建立互信关系的前提，那就是在战略意图上要尊重现有国际体制，在战略能力上要不断强化合作，在战略途径上要共同倡导和平原则；其次是必须设定中日战略互信的合理目标，双方要把避免战争作为最基本目标，把建立低度信任作为现实目标，而把发展中度战略互信作为未来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理想目标；最后是必须选择中日战略互信的有效途径，主要是在单边模式上注重强调自我约束，在双边模式上注重形成共同规范，在多边模式上注重推进机制建设，其中又要以多边模式作为当前战略互信建设的主渠道。     

“暖春之旅”的收获

《联合声明》将中日关系明确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这是两国关系思维上的突破,影响深远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也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5月6     

中日关系爬坡前行

尽管中日关系还可能经受各种风浪的考验,但中日友好是民心所向,历史之必然 2008年中日关系迎来重要的机遇之年。胡锦涛主席即将实现他访日的春暧之旅,但两国关系也仍面临诸多挑战和考验。当前的中日关系可谓喜中有忧,爬坡前行。中日关系可喜的方面是,日本福田内阁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对华关系。福田首相去年年底访华,受到中方热烈欢迎,成功地实现了迎春之旅。福田内阁是     

日本民主党的政治光谱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国会表示将争取明年4月达成钓鱼岛国有化。这或是经验不足的误操作,或是为吸引民意的姑且为之?抑或是政策主张起了变化?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民主党豹变如斯?中国在过去40年都在跟自民党打交道,对于执政不过3年的民主党非常陌生。而这一切,都是民主党上台后出现的新变化。6年前,国人提及中日关系,多异口同声地将症结归因为历史认知问题,认为是以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鹰派为代表的自民党保守势力在捣乱,并大致确立了一个共识:中日关系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源于两个同处转型期的国家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