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的缘由——基于同盟理论三要素的分析

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特殊性使中国崛起面临来自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将关式霸权的软性特点融入其亚太同盟政策之中,使美国依然强大的权力继续受到追捧和攀附,中国则反被视为威胁地区稳定的因素。权力制衡观点对此解释力不足,威胁均衡和利益同盟的观点不失为较好的观察角度。     

APEC北京峰会:亚太合作与中国开放的新篇章

刚刚结束的APEC北京峰会既成功地启动了亚太自贸区进程,又有效地推动了亚太主要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无论对亚太区域合作还是中国的对外开放,APEC北京峰会都将开启一个新篇章。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菲南海争端解决的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加快了对中菲南海争端领域的占领步伐,并不断通过声明、立法甚至暴力驱逐等手段与中国在此争端上针锋相对。21世纪前几年,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相对于20世纪得到少量缓解,但是随着奥巴马上台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由于美国的插手,南海争端的复杂性越来越强,问题解决相较于之前也变得棘手起来。旨在通过对中菲南海争端历史进行梳理后,分析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该争端的影响,以此提出针对美国因素影响下的中菲南海争端的解决策略。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路径及展望

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中,一直伴随着"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竞争性自由化"两种指导思想的竞争。当前的TPP与RCEP是这种竞争的延续,二者各有优势,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也利弊兼之,应以发展的、建设性的眼光看待两个地区自贸安排,推动TPP、RCEP和其他自贸安排相互沟通和互动,形成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彼此融合、互为补充的局面。APEC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有必要且已经具备相关条件制定新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整体目标,即催生亚太自由贸易安排。     

中美关系新契机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不仅是一年一度亚太经合组织的盛事,也是亚太区域政治中最搏人眼球的热点。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中规模最为庞大和出席规格最高的首脑会议,从1993年第一届APEC西雅图峰会举行以来,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直都是促进成员国政治沟通、推进区域合作进程深入的重要场合。     

世界动荡变革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韧性与张力

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来看,雁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东盟中心性（东盟方式）以及以发展促安全的区域合作观,是亚太地区保持韧性和张力以克服挑战、实现区域合作持续深化的有力支撑。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严峻挑战,亚太各国应努力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扩员,高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加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合作,推动亚太经济转向区域内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新模式。     

加入TPP:日本呼应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考虑及其影响

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及至今仍然看不到“光亮”的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西方经济,也对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广泛质疑.对此,西方国家不仅需要调整国内制度与政策,其对外经济政策与方式也将面临重要变化与调整.其中近年来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政策变化就是其中一例.如果说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加入TPP是美国回归亚太战略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那么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日本一改过去东亚共同体构想转而宣布加入TPP谈判,使TP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则是日本呼应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安全矛盾,特别是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笔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要复杂得多,其背后是正在渐获动力的亚太安全架构转型。从内涵上看,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带来了四方面安全挑战:权势转移引发的安全竞争、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安全后果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问题。尽管发展方向尚不明确,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仍显现出两个重大趋势,即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正逐渐为一种后冷战结构所替代,亚太安全架构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渐由美国主导转向由亚洲国家主导。要推动亚太安全架构朝向更加合理与自主的方向转变,亚太地区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打造符合21世纪和平发展特征的规则体系,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能力,为真正承担起维护亚太和平安全的责任做好准备。     

安倍政府修宪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晋三右倾政治的核心。安倍政府推动修宪,有着长期积累的、复杂的远期背景,即历史、社会、法律根源,这些社会根源长期根植于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近期背景包括社会、国际和安倍右翼政权执政。其中领导者个人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倍认为提振经济并非易事,只有树立修宪的旗帜,才能使自己执政时间更长。经过国内外多层博弈之后,安倍顽固地坚持修宪路线。修宪的核心目标是要删除宪法第九条,获得对外交战权,建立国防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不受任何束缚的、全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为此,安倍政府不断进行舆论准备、政策准备和组织准备。如果修宪成功,日本将拥有国防军、交战权,并施行"积极和平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势的日本、危险的日本,在客观效果上将带来亚太地区安全上的某些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动荡和军备竞赛。但是,在安倍执政期内,很难实现修宪的目标,其成功的概率只有40%。不过,即使安倍政府推动的修宪不能成功,自其执政以来到现在所推动的修宪,也已经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引起了地区国家之间的猜忌和关系紧张,也导致这些国家在心理上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备,同时推动了东亚地区实际军备竞赛的出现。     

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的措施

美国重返亚太地区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在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力量,尤其是美国对周边国家的支持,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摩擦进一步扩大。中国必须采取以下有效措施:稳定经济发展,加强文化软实力;打造多元外交,提升国际地位;加强国防安全建设,增强军事实力,保障国家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提升中国在世界,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力量,获得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