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恐与中东局势探析

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与中东地区密切相关，其反恐行动更是为本已动荡的巴以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美国中东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巴以冲突的重要外因，反恐利益则是其中东政策变化的主要根据。随着反恐行动的后续发展，伊拉克成为反恐行动新的打击对象，中东的两大热点——巴以争端和伊拉克问题在反恐框架中相互交织。     

中东地缘政治的六大热点问题

作为世界热点地区的中东,2005年依然是一个多事之秋。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去观察,2005年的中东“动荡弧”①发生了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未曾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动荡弧”显得更加“危急”。②总的来讲,2005年中东地缘政治中的六大热点问题始终吸引着全球政界、学界的高度关注     

奥巴马“阿富巴”新战略及其面临的挑战

面对阿富汗动荡局势长期化和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日益坐大的趋势,及出于美国南亚战略的深层次考虑,奥巴马政府推出了“阿富巴”新战略。新战略的核心是,逐渐向阿富汗增兵强力打击恐怖势力以帮助阿富汗军警承担本国安全责任;强化阿富汗政权建设,以铲除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生存的社会基础。然而,阿巴边境的反恐行动能否奏效、阿富汗各级政权能否承担起责任以及南亚地区周边大国利益是否会碰撞,都是对奥巴马新战略的挑战。     

基什内尔执政时期阿根廷与美国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亲美”到“离美”的重大转变。梅内姆政府与美国结盟,推行亲美政策。德拉鲁阿政府和杜阿尔德政府时期,阿根廷调整了对美政策,其外交理念的实用主义增强,强调多边主义。基什内尔政府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离美倾向更加明显。未来的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会在不断克服矛盾的过程中得到改善和发展。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反恐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及其后果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反恐行动似乎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这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越描越恐"密切相关,而隐喻的存在及广泛使用是导致"越描越恐"的重要原因。在恐怖主义的治理中,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涉恐隐喻具有启发性,但也因其随意性、凸显与隐藏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美国涉恐的政治、媒体和学术话语中,"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野蛮的东西""恐怖主义是疾病"和"恐怖主义是不受欢迎的植物"是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这些隐喻深植于历史、人们的恐惧、社会系统和舆论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正统看法。进行隐喻分析,使用多种隐喻,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隐喻陷阱,但仍不能消除它。因此,在恐怖主义治理的过程中,坚持"犯罪"隐喻为主导、灵活使用多种措施、重建受损的政治秩序、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对穆斯林的歧视尤为重要。     

美国“大中东计划”简介

伊战以后,美国逐渐将目光从伊拉克转移到更广阔的“大中东地区”,寻求对整个“大中东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全面改造。目前,虽然布什政府还未正式宣布其“大中东计划”,但为试探各方反应并尽量争取支持,布什政府已在各种场合大力宣扬其“大中东计划”。一、美国推出“大中东计划”的背景美国所指的“大中东地区”包括2 2个阿拉伯国家①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美国政府认为,该地区缺乏政治自由,经济发展落后,导致极端主义、跨国犯罪和非法移民现象极度盛行,严重威胁了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尤其是威胁到以美国…     

利比亚和伊拉克政治重建比较分析

政治重建是国家重建中的重要步骤。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政治重建既有同质性,也有较强的异质特征。综合而言,利比亚的重建过程将是一个波折不断和渐进的过程。     

从生命政治到游戏政治——云安全时代游戏范式的基本形态

游戏政治学是一个颇为晚近的前沿动向,它关注游戏之中的控制和反制的关系,并尝试通过反玩等极端的策略来对抗代码和算法的控制。但这个思路包含着明显的理论症结。一方面,它停留于以战争机器为原型的生命政治的框架之中;另一方面,它仍然深陷于德勒兹式的生成本体论的套路之中,而忽视了主体性这个关键的问题。经由福柯晚期的思想演变,我们首先着力围绕从权力到治理、从战争机器到经济游戏这条主线对上述思路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聚焦于安全治理这个关键词,对电子游戏的当下困境进行深刻揭示,从而发现“安全—经济—真理”的三位一体以及“规则—主体—未来”的三重预制,正是云安全时代游戏范式的基本形态,但也同样是游戏政治学亟待去批判和突破的控制装置。     

福建山区、老区开放开发纪实

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省份,全省山区面积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80%;山区人口达1800万人,约占全省人口60%.福建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用鲜血染红了八闽大地,用生命换来了人民的解放.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霸权”与战争正义性问题审辨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霸权”的伦理挑战,发端于科技领域,辐射至战争领域。数据霸权引发美国等少数霸权国家对大数据资源的垄断,在科技伦理层面挑战了数据权利和数据利益的分配正义,进而在战争层面利用“数据霸权”频繁发动战争,挑战战争正义原则。少数霸权国家在军事行动中对于大数据分析决策技术的高度依赖,导致大数据对人类的反向操控,冲击了科技伦理的自主原则,进而导致战争伦理中区分原则和相称性原则的异化,危及人类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数据霸权造成的一系列责任事故和责任分配困境,体现出大数据研发人员面临“负责任研究”精神缺失的风险,这种风险辐射到战争伦理层面,导致“不负责任”的战争文化盛行和军人武德精神的沦丧。围绕上述冲击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约束“数据霸权”的伦理规范,为治理当前国际大数据技术军事应用所造成的伦理失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