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济体与台湾经济的出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区域化的潮流中 ,中国大陆经济与台湾、香港经济经过 2 0年来经贸关系的发展后 ,已初步形成一个市场和一个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将逐步成熟。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台湾经济进入 2 1世纪后 ,处于衰落状态。其原因虽然与国际经济不景气有关 ,但其内部政经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台湾经济今后要能继续顺利发展 ,根本出路在于顺应中华经济体的发展趋势 ,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和经贸关系正常化 ,借助大陆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建立 ,增强与东盟的经济关系 ,才不会趋于边陲化     

全面认识保护私人财产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社会上有种偏见:认为保护私人财产只是为了调动富裕阶层的积极性,实则不然,保护私人财产能够调动全民的积极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     

经济伦理与SA8000

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最活跃的活动,各国经济活动又因崇尚本国文化道德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伦理规范。当今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强劲趋势正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地位分析

本文从GDP相关指标(传统GDP、绿色GDP和人文GDP)的排名、综合国力排名、国际竞争力排名、经济强国指数排名、《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排名等多个视角对中国国际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其中,经济强国指数研究是我们在国际比较领域的新尝试,该研究借鉴了综合国力评估、国际竞争力评价和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深入分析国际权威数据库,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强国指标体系,并计算得出各级各层经济强国指数。     

论国际制度视野中世界和平的构建

作为国际规范结构的国际制度 ,源于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 ,大多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协定或法律的形式 ,是具有权威性、关联性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多边制度。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 ,国际制度对相关行为者的行动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加速制度内的信息流动 ,促成了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 ,并提出了通过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以实现全球事务治理的有效途径 ,大大降低行为体国际交往的成本 ,保持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 ,成为国际体系稳定发展的推动力。因而 ,在国际制度话语中 ,世界和平的构建便成为可能。     

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全球化"

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取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密切关联性、文化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性以及网络文化新形态的出现.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越来越多的人跳出狭隘的地域界限,超越本族群的视野,而拥有全人类的立足根基以及环视世界的目光.文化全球化包括指导理念层、观念文化层和文化产业层三个层次.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融合并未抹杀其冲突.文化全球化内含文化多元化.     

引领本土企业国际化——财富指数（北京）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裁金鸿运访谈

“万事万物皆有其运动规律,财富也如此。你知道金钱什么时间在呼吸,什么时间在跑步,什么时间在休息,什么时间在吃饭吗?我们一直在研究金钱的运动规律,捕捉其瞬息万变的轨迹。财富指数——助你掌握‘钱’途!”——金鸿运     

宗教伦理的现代价值--全球伦理视域下的考察

宗教伦理是宗教与伦理这两种意识形式统一和整合的产物,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而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宗教伦理以其神圣性和世俗性的方式作出了独特的应对,从而为全球伦理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因此在全球伦理视域下考察宗教伦理的现代价值,不仅对宗教本身的现代发展,而且对人类世界的发展、人类生活的完善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趋势及其制约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加强,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将退出历史舞台,被全球社会所取代,建立超国家政府来协调各国的需求?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有一定现实可能性,但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经济层面,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动因,但它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政治层面,国内民间社会的发展日益超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国际市民社会兴起时保持谨慎态度,不可轻易放弃国家主权或不合时宜地削弱国家权力。意识层面,对世界共同价值观念的追求,作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发挥作用,但民族意识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是作出政治判断和行为的基本标准。不可否认,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现象,但全球治理描述了纷繁复杂现象的一方面,而没有囊括其全部内涵。     

全球化语境下主权和法治的关系

通过分析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主权和法治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民族国家主权是导致法治被限定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和法治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和全球治理联系起来。本文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主权形式发展趋向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并不必然选择法治作为其治理模式。但是,法治却是保障全球治理成为“善治”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