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区域分异

本文从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创新融合和金融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测度2012-2020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分异。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融合发展指数表现出空间非平衡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贸易开放水平和国有企业规模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有企业规模能够同时促进本地区和经济距离邻近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分异程度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净差异是总体区域分异的主导因素。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中国路径与挑战对策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给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新冠肺炎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关键产品工具.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集中体现在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严重失衡、产业链分布不均、美国供给意愿与能力弱化三个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从国内层面积极研发疫苗、区域层面主动展开...     

美国数字电视专利分析

一、问题 美国数字电视专利近几年一直是家电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媒体的热点话题.美国市场作为全球市场的前沿和制高点,其数字电视(Digital Television 以下简称DTV)的发展进程备受关注也是理所当然.     

后疫情时代的金砖国家合作：机遇与挑战

在新冠疫情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研究新兴经济体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恰逢此时,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在中国举行。金砖国家成员国携起手来就全球发展问题开展合作,本文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考察。金砖国家的合作实践是建立在一种横向关系基础之上,反对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施舍,维护伙伴国的平等、尊严和自主权。以需求为导向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金砖国家虽然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但仍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证明,一种具有替代性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兴起,可与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媲美。然而,金砖国家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成功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一是金砖国家成员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偏好不同,二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三是缺乏集体的世界秩序愿景。     

基于价值链的我国动车组维修成本控制研究

高铁在中国发展超十五年,动车组成本控制行为从起初战略采购压缩购置和技术引进成本,到现在国产化制造和修程修制改革,动车组成本和技术可控性逐渐加强.随着高铁网络扩张,动车组等装备需求量增长,装备购置和维修支出持续增加.据铁道统计公报显示, 2019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设备更新及其他支出近1021亿元,比2015年增...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经典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意在解释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变迁历程和主导因素,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重点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结构性权力由生产主导逐步转向知识主导的过程。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叠加,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急剧变化,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萎缩,各国越来越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伴随着知识权力地位的提升,全球结构性权力治理的主体正逐渐由市场转向国家,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结构性权力洗牌的关键机遇期,灵活运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抢占知识结构性权力制高点,强化生产结构性权力优势,补齐金融结构性权力短板,全方位提升整体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地位。     

中国推动深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研究

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华实施“脱钩+遏制”政策,短期内会增加双边贸易成本,长远看将会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进一步冲击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全球化已经出现“回头浪”。中国推动深化东亚价值链互利共赢合作,对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保价值链“不断链”,具有现实的急迫性。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中间品、零部件重要来源地和吸收地,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中间品与最终消费品市场,并成为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与东亚价值链环流的价值枢纽。为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需要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升价值链引领能力,坚持对外开放,继续融入全球价值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全球治理体制合作,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动、产能开发等推动东亚价值链合作,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金融科技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探索

金融科技发展正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则为厘清本轮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进而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性推动力和变革路径的视角,以中间阶段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剖析对象,尝试归纳和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发现,关联产品（joint products）激励作用得到增强;信息器物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新老竞争”和“公私竞争”;制度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规则正在形成;观念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得到新发展,并引领国际金融实践。面对国际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跨国使用,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以国际清算银行为核心执行平台的治理体系,同时设立金融科技试验区以对接国际金融科技发展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