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中的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表达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连接政治体系和社会公众的重要中介因素,也是确保民主政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对公共政策的本质——“公共利益”作了深入阐述,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表达现状,并就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增强公共利益表达的具体措施。     

论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

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维持着鼓励创作与保护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平衡.从历史角度看,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呈现出逐渐延长的趋势.保护期的延长具有违反法治、侵蚀公共领域、重塑社会结构的危险.在理论上,有两种制约延长著作财产权保护期的制度.民主的著作财产权更具效率.     

关于完善民事抗诉制度的研究

随着2013年1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对于这项法案中新增或者修改的内容备受关注,其中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内容,修改幅度也较大,由此可见我国对该制度的重视程度,本文将结合该制度存在的法律意义、社会意义以及新增的内容对制度完善的积极作用,以及该制度在今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以完善这几个方面,对该制度进行一个阐述。     

“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

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指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等以保障人权为最终目的,并且应当主要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和决定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执行和适用有关法律时应有宪法思维,进行合宪解释,要以宪法上"公共利益"的含义和精神来理解、解释和界定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而不是随意进行解释和界定.     

公共利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性事业，追求公共利益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当前，市场机制介入医疗卫生领域，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及卫生事业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已经受到挑战。为此．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应有效履行传统的责任和职能，而且还意味着政府应创建和完善有利于公共利益维护与增进的制度安排。     

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在美国广播管制史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左右广播业准入管制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核心概念。事实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实行管制的授权标准 ,蕴涵着对政策决定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诸价值和利益的衡量 ,有相当的弹性和延展性 ;在司法和管制实践中 ,则要结合具体情境 ,将形式上的公共利益标准转化为具有实质内容的方案 ,实现对裁量权的导控。在我国许可制度改革、放松管制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实践的背景下 ,如何发展出可操作的许可标准和精巧的利益衡量技术 ,保障“公共利益”不因民营化进程而侵蚀和消解 ,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政策工具选择的系统模型研究

如何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是政府管理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使学者们和实践者找到了一种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的新途径。本文从政策工具的内涵研究开始，结合西方政策工具选择的经济学模型、政治学模型和综合模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影响工具选择的因素构建为一个系统模型，希冀有助于提高我国政府绩效。     

关于“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冷思考

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缺乏理论支持,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依据,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也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与民事诉讼私法自治的精神及处分原则相违背,亦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理念不相符。检察机关应开辟合法、合理的保护国有资产之途径,督促起诉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才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之发展方向。     

论资本市场的反垄断法适用

垄断,近几年来不仅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在以往的概念中垄断仅是商品市场的垄断,然而从今天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垄断在广义上也应该包括资本市场的垄断即垄断资本。我国的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中国商品市场将全面进入了以公共利益至上的促进有效全面竞争的时代,而我们的资本市场,却似乎因为资本的垄断掀起了对国民经济更猛烈的海啸,尤其突出的如股市。与股民手中的钱在不断进行增多和减少的更迭之时相比,正是大型券商、基金公司利润成数倍翻番的时候,这正是因为他们控制着股市中的垄断资本。此文将以股票市场的资本垄断为切入点试图将反垄断法引入一个新的适用领域,将反垄断的实质精神——公共利益之上运用于资本领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商品市场领域,期待反垄断法能够为金融资本安全也带来有利的保障。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回归——从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碰撞的角度

土地征收中最突兀的矛盾无疑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碰撞,而目前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这种撞击显得有些异常,公共利益被滥用而私人利益得不到伸张。因此,必须明确的是,公共利益应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私人利益为终极追求与归宿,在行政征收中须准确把握这两点,从而有效地回归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