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

燕继荣在《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撰文指出,今天的中国,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面临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在一个得到有效治理(善治)的社会,政府与社会应该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领域,彼此各守本分,分工协作。一般而言,政府主要应该站在共同体的立场上,对涉及全局性的、长远性的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实施必要的管控与协调,而把那些     

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规定的完善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前提性要件,而相关立法对公共利益的规定较为原则,造成实践中征收目的被泛化.文章从集体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理论出发,针对在我国现行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对集体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规定予以完善.     

名誉侵权中的公共利益目的抗辩——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特殊免责事由

《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了针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公共利益目的抗辩,首次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特殊免责事由写入法律。它需要弥补此前实务中引入的公众人物理论的不足,提供确定性规则。依据宪法,名誉权与表达自由均未被赋予绝对优先的地位,公共利益目的抗辩需要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在适用时,可通过价值填充与规则再造实现法规范的进一步具体化。前者指根据法规范的目的及内容完成价值填充,后者指限缩案件范围,区分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与确认主体,将公共利益目的抗辩融入我国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在个案中审慎开展利益衡量。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民法保护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提高,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成为了当下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公共人物的隐私接二连三的被爆出,严重影响了公众人物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与普通群众的隐私权保护并不相同,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虽然没有成本规定,但是我国民法应该要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保护加以完善,将公众人物在法律中进行分类和限制,才能实现未来的发展要求。     

标准必要专利卷入反垄断案件的原因

标准必要专利作为技术标准与专利相结合的产物,与一般专利相比有其明显的特点.这不仅表现为标准必要专利与社会公共利益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由于必要专利对标准实施人或者潜在被许可人具有不可替代性,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可能凭借其在专利许可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专利劫持,比如收取过高的专利许可费,或者滥用禁令请求权.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易于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从而较一般专利权人会更多地卷入反垄断私人诉讼,或者遭遇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     

义务本位论、权利本位论和环境公共利益——以乌托邦现实主义为视角

当下环境法学的义务本位论和权利本位论分别体现了政府和公民的单方面愿景,而这两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环境公共利益。在乌托邦现实主义视角中,环境公共利益既是一种来源于社会事实的共同愿景,也是一种立基于哲学反思的共同善。环境法是维护和增进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律部门。以环境公共利益为内容的环境权利涵盖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两种形态。环境义务来源于、服务于并且从属于环境权利。     

域外公益诉讼：发展与启示

“公益诉讼”这个概念对于我们并不陌生。随着现代行政职权的扩张,其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所针对的特定相对人,很多时候已超越了特定相对人而直接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受到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权利人的相对分散或者权利主体的缺位而无法得到保护。     

新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应细化“公共利益”

地方政府与城市房屋拆迁利益攸关,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中人。在我国现行权力配置格局和法律制度下,法院也承担不了充当公共利益判断主体的重任。因此,由全国人大立法或中央政府制定行政法规,采用列举方式具体界定公共利益,是克服公共利益虚置的唯一可行方式。公共利益具有宽泛性、发展性、主观性、层次性,给列举式立法带来了困难,但并不构成列举式立法界定公共利益不可克服的障碍。公共利益的列举立法方式宜采用正面列举的方式。     

论我国行政紧急权的运行及法律规制

公共应急法制是公共应急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政府的职责和功能之所在而使得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成为公共应急法制的核心。近年来,公共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的程度日益加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速也昭示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期。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后,公共危机     

城市拆迁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功能与立法建议——对“新《条例》”制定困境的思考

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立法的两大难题。公众参与具有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之功能,是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确定补偿标准的有效途径。因此,将公众参与中的听证和协商机制引入"新《条例》",有助于走出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的立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