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形而上学性及其抽象化机制——基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普鲁东主义改革资本主义交换体系的方案,同时也意识到了货币的形而上学性,即货币通过对商品和社会关系的抽象化机制,使自身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抽象观念,并凭借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第一重抽象即对商品的抽象中,货币在颠倒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使自身成为主体的同时,也暴露了货币关系的实质,即货币不仅是一种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正是在后一维度上,货币又展开了第二重抽象,即对社会关系的抽象,在等价交换的假象中颠倒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并以劳动价格即工资的形式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有通过历史性的方法才能破除货币抽象化机制所遮蔽的现象。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探析

奥巴马政府称其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为"接触"与"施压"相结合的双轨政策。"战略忍耐"政策是奥巴马主义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奥巴马的核心外交原则。奥巴马政府并未将朝核问题视为优先考虑的外交议题,而是依靠制裁和多边外交,在问题出现时慎用武力、管理危机,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却无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过去六年,美国对朝"施压"多于"接触",朝核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朝鲜的核能力反而日益增强,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必须扭转美国在美朝互动中长期被动反应的局面,将消极的对朝"战略忍耐"转变为积极的对朝"战略塑造",才能走出对朝政策的困境。     

陈独秀与尹宽的历史交往

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独秀与尹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传奇交往: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期,尹宽与陈独秀亲密合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更是堪称生死与共,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待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尹宽也因“左”倾盲动主义被调离安徽省临委书记职位,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稍后尹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亦在其劝说下投向托氏怀抱,两人又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双双开除出党,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幕.     

社会资本的成因及后果在个人层面的证据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资本是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这些合作关系促进了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尽管参与共同体与对他人的信任之间的互反关系一般被理解为是共同体的属性,但这种互反关系证明了社会资本在个人行为和态度中的存在。以此为出发点,文章假设: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可以用公民与其共同体的心理牵涉以及公民的认知能力、经济来源、一般的生活满意度来解释。除了对实际运转措施的特定控制外,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影响着公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该文的研究方法是在一个     

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儒家“和”哲学的转化与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将"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标识,这既是对儒家"和"哲学的继承,更是对儒家"和"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实现和谐中国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这是对孔子"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人民是实现和谐中国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是和谐中国的领导力量,这是对《中庸》"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让中国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打赢扶贫攻坚战以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谐中国的目标指向,这是对《礼记》大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还进一步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而提出的"讲清楚"与"深入挖掘和阐发"两个原则的深刻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之镜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逐渐进入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由此在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产生的震荡、冲击也日益激烈。思想政治教育要应对和解决思想意识、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里的困惑、矛盾、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的玄思和理论的自我建构上,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入到社会肌体和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中,揭示各种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机制,探寻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和协同各种社会资源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规则体系

全球化背景下,经贸往来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国两岸四地法律制度间的交往。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代表的合作规则,形成了沟通与协调四地不同经贸法律制度间的重要机制。基于对四地间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实践在制度安排、规则结构、效力层次以及内容调整等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指出了合作规则不仅是有别于四地各方法律制度的一种新的规则体系,更是形成了各方相互间经济合作的共同体规则,对四地间的经贸交往与合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南亚纵横》围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2＋7合作框架”征稿启事

《东南亚纵横》（月刊）是由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介绍和研究东南亚各国情况、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专业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