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文俊,男,汉族,1951年5月28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东方路3号。委托代理人蔡呈胜,男,温州高翔专利事务所专利代理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法定代表人王景川,主任。委托代理人颜广成,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外观设计申诉处审查员。委托代理人徐洁玲,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行政诉讼处审查员。一审第三人刘琴,女,汉族,1970年4月6日出生,住中华人…     

贪官怪胎“三足鼎立”

如同绝大多数贪官都养着一个或一串情人，几乎每名贪官的判决书上，都会有一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统计表明，有情人、玩女人的贪官达95％。而被查出的贪官中，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判决的补正探析

判决的补正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现象,由于立法的欠缺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意见难以统一;为此,对判决补正的概念和条件、判决补正程序的启动、判决补正的权限、判决补正的期限及判决补正的效力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完善判决有关规定的立法以及规范司法实务操作。     

一波三折的“索子诉讼”

外出旅游的郭冰峰在上海遭遇收容，后被原三家收容遣送站当作精神病人，“冒名顶替”别人的名字辗转遣送。且在遣送过程中神秘失踪，至今生死不明。之后。郭冰峰的父母倾尽家财、举债寻子无果后。一纸诉状把原三家收容遣送站告上法庭，历经波折的一场“索子官司”终于有了终审结果：还郭家的儿子!判决书拿到了。官司打赢了，也申请执行了，但郭冰峰的父亲郭福贵没有丝毫的欣慰和喜悦，他不知多少次迷茫地喃喃自语。     

上海高院终审判决的几点疑问

本刊于2004 年10 月刊登《兰州正林食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不公正的投诉》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两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许多热心读者关心当事人正林公司向上海高院上诉的最后结果,纷纷向本社打电话进行询问。 2004年12月1日上海高院对兰州正林公司提出的上诉进行审理,被上诉人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经过审理,得出如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本刊记者王根礼立即赶到上海,对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高 境梅进行了采访,针对这次采访结果,对上海高 院的终审…     

对财产刑适用的监督应亟待加强

笔者通过对前阶段我院公诉部门2001年以来所提起抗诉案件的执法检查情况分析中发现:我们所提起的抗诉案件即对法院审判部门的监督均是对自由刑适用的监督,对财产刑监督无一例提起抗诉,对财产刑的监督可以说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责的薄弱环节。针对这种现象,笔者又查阅了200     

郑州裁判文书显现和谐魅力

2007年5月31日，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董亚玲办公室。被上诉人郑州市中原区某厂职工井爱林看完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发给他的民事判决书后，满面愁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看到判决结果，细读了判决书后，虽然自己的要求没有完全实现，但法院的判决有理有据，一目了然，我服判息诉。”     

判决书结构及其说理功能

判决书说理功能取决于它的内部结构。我国判决书结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判决书的说理性。可以通过改善判决书要素性质如首部、事实部分和判决理由的质量，增加要素数量如少数意见，改变要素之间相互关系如法官位置和主文位置，增强我国判决书的说理性。这是继当前法官径路和制度径路之后。关于判决书说理功能研究的第三种路径。     

程序的异化——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刘涌案

本文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涌一案再审判决书入手，结合此前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书，分析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院主动再审和法院主动变更罪名所反映的控审不分、司法不独立的问题，以及由法院对于庭审中辩方提出刑讯逼供的回应和裁判方式所反映出的判决书不说理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