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菲律宾提起仲裁谈我国如何解决南海争端

近年来,南海问题在不断升温中渐入困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呼声越来越高,虽具备一定可行性,但现阶段我国仍有应对风险,菲律宾单方提起仲裁一事更是将我国处境推向了风口浪尖.本文试从该事件切入,着重分析争议之一的岛屿主权问题,论证我方观点并以司法实践为导向,提出我国目前亟待加强国际条约和“实际占领、有效控制”方面的准备工作的些许思路,为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获取更多现时期的优势证据.     

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模式探析

实现南海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局势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南海安全局势却一再紧张,这表明南海区域安全制度性安排与安全秩序理念和现有变化、发展迅速的南海安全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过往长期的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实践中,东盟和中国作为南海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间集团和最重要的区域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就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式"。这两种模式从不同层次和多个渠道就南海区域安全治理进行了对话与合作,并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然而,目前南海安全体系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南海区域安全现况却一再揭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更好地实现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中国和东盟应形成合力,为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重塑一个相吻合的制度规范,共同构建一个相匹配的角色、身份与创造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外治理环境。     

浅析国际法视野下的南海问题

不管是从历史的追溯来看还是从当今的国际法要求来说,海诸岛的主权都是由中国所有的,并且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但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至今,对着南海诸岛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新能源的探查,各国对它的关注度和渴求度也越来越高。在国家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不断对我国的主权问题提出质疑和挑战,严重威胁了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切身利益。本文便将从历史和国际法的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一个浅要的分析,以此来对其他国家无理的要求进行辩驳,说明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南海问题的政策及国际法制度的演进

南海问题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必须着力处置的重大问题,关系中国实现区域性海洋大国或海洋强国的进程和目标。为解决南海问题争议,有必要分析近期国际社会针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和国际法制度。本文分析了南海问题的背景及其政策和国际法制度在各阶段的内容及特点,认为它们是不断递进和深化的,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是一贯的,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尤其是符合国际法制度规范的,必须得到切实贯彻。其目的是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南海的资源及空间,通过各层面的合作尤其是海洋低敏感领域的合作,实现南海资源的功能性向规范性方向发展,实现共享利益和维护权利相统一的目标,以稳固及促进南海的和平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应以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和充实海洋体制机制包括完善海洋法制为契机,推进中国海洋事业发展进程,以确保领土主权和海洋利益,为人类造福。     

南海领土争端中的国际法渊源适用探析

南海领土争端主要包括岛礁归属与海域划界两个方面.不同的国际法渊源在南海领土争端的法律适用中具有不同的作用.目前,中国主要倚重以国际习惯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法规则,周边国家则大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抗甚至否认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借助国际法渊源理论,对南海领土争端中可能适用的各种法律渊源加以界定和分类后,可以确定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的适用顺位是问题的核心,而国际习惯在解决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优先地位应予尊重.     

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中菲律宾诉求评析

关于中菲南海争端强制仲裁一案,菲律宾向仲裁法庭提出的诉求可合并为针对中国南海传统断续线的诉求、针对南海中中国部分岛礁的诉求和针对中国南海行使管辖权的诉求.对此,中国在应对上可选择向仲裁法庭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或其他合法方式发表其没有管辖权的理由,并通过反对申请书的可接受性力争结束仲裁.     

中国南海断续线:产生的背景及其效用

中国南海断续线是在1933年法国占领南沙九小岛、二战后法同继续占领西沙群岛,以及菲律宾企图把南沙群岛并入其国防范围内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是,向世界公布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在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草案中,美英故意不提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归还问题,为以后的南海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在这种情况下,南海断续线起到了一定的效用,它不仅反映_r南海诸岛是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对<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理的否定.     

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

美国的族裔游说不仅影响着其母国的真实或想象的国家利益,而且影响着第三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其母国与第三国的关系,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便是典型。在经历了1975年后的"难民"、"船民"和"遗民"等三波移民高潮后,越裔美国人今天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特别是越美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其历史、经济地位、政治参与等限制,越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反母国特征在越美关系正常化后有所缓解,因此也变得相对复杂:既有较强的反母国心态,又乐见越南的强大和发展。尽管如此,除越南华裔人外的越裔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出奇地一致和强硬:不仅很早(1958年)便开始发挥其影响力,而且对美国在2010年全面介入南海争端的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越裔美国人围绕南海问题开展的政治游说,极可能启发和动员其他南海权利声索国在美移民开展类似努力,从而不仅使南海争端国际化,还使其在美国国内化。     

近期美国升高西太平洋紧张局势的战略意图及其影响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加速东移,特别是在近期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从阿富汗准备抽身而退之时,美国在亚太地区频频举行军事演习,尤其是美借天安舰之机,趁势强化美韩与美日同盟,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与东南亚伙伴强化军事互动,积极谋求南海争端的国际化。美国正沿太平洋,从东北亚至东南亚一线,事实上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围堵。美国近期升高西太平洋紧张局势的一系列举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加速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将对中国实施远海战略与拓展战略纵深以及推行和谐周边的外交战略产生冲击。     

印度“东向”战略的意图

冷战结束后,印度实施“东向”战略,包括东盟、中、日、韩及澳、新（西兰）在内的广大地域内的经济、政治、安全、军事等多领域的“东进”,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获得极大进展。印度“东向”政策的不断推进,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是必然的。随着地区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南海问题的升温、印度洋问题凸显,印度“东向”战略中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将占据重要地位,给中国的安全和恢复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领土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带来新的战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