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润无声——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三团司法所长李新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三团司法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二者合一)所长李新民,1991年开始从事司法行政工作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十六年来,他走千家、息诉讼、化纠纷,付出了艰     

实施“两高”《意见》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意见》），该意见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受贿罪类型作出了界定，解决了许多法律适用问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对于“两高”《意见》规定中的具体内容如何适用，以及是否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值得研究。本期特组织以下几篇文章，就有关“两高”《意见》中的法律适用和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法律援助为外出务工人员撑起“保护伞”

初春的黄石，春寒料峭，冷雨菲菲，在全市人民还在欢度狗年春节的祥和日子里，新年的正月初6至初8三天，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陆续冒雨外出。为了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进一步拓展我市法律服务领域，针对我市大批外出务工农民需求法律帮助的实际，从正月初6起，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阳新县法律援助中心近20名工作人员放弃了春节假期，在外出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阳新县火车站，搭起了帐篷，向外出民工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在连续三天的活动中，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阳新县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待外出务工人员法律咨询8000余人次，发放《外出务工人员维权手册》等各类宣传资料20000余份，初步登记需法律援助的外出务工人员案件100多件。     

我国少年刑事司法现状及相关制度构建之初探

我国少年法庭于1984年首先成立于上海。20多年的历程中，少年法庭经历反复，从最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辉煌时期，到发展阶段的举步维艰，目前已逐步建立了以少年法庭为核心的“配套一条龙”的少年司法工作体系。现今，少年法院的“呼之欲出”更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值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理论观念和程序框架，探索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以完善和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具备自身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体系。     

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充分发挥司法所各项职能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等基层基础建设,打造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的第一线平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     

民间纠纷的“解铃”人

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雷州半岛南端却有一位"别人系铃我解铃"的新闻人物。他就是模范人民调解员、广东省湛江市司法行政系统个人三等功荣立者、徐闻县司法局下桥司法所所长钟侨生。     

试论构建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制度

认罪协商制度是在犯罪激增、司法资源紧缺而又要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等各种因素下作用、平衡的产物。为解决积案问题并保障必要的公正,设立认罪协商制度需要完善的程序设计。这包括认罪协商程序的适用范围、起止的期限、提起的主题、协商的具体内容、协商后诉讼权利的丧失、被害人的同意、指定辩护人问题、法官角色、协议的撤销等。     

在司法伦理视野下的司法鉴定启动制度

司法鉴定的启动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开始,它属于举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系并影响到司法鉴定制度的正常运转和司法公正原则的贯彻。本文从司法伦理的角度对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如何完善进行分析,试图寻找制度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鉴定人出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途径

鉴定机构作为中立机构,从司法部门独立出来,使鉴定人出庭成为必然。虽然现在有相关法律规定,鉴定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在实现的过程中,鉴定人出席的时间、费用及相关的经济补偿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阻碍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同时在出庭中鉴定人与鉴定参与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需要从法律上首先完善,做好之间的沟通。     

美丽而诱人的“毒树之果”：法官制度创新的限度——经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展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一案，为学生状告学校获得法律救济打开了司法的大门。但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北京科技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法律封高等学校各项权利的规定以及由“国务院授予”的学位授予权，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政府规制措施，并不构成行政法上的授权，因而，北京科技大学也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封学生的纪律处分行为也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是以一个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高等学校为“被告”，受理了一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诉讼”案，并封北京科技大学的内部规章制度行使了其并不拥有的司法审查权，从而“发展”着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