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社会组织如何助力“五社联动”破解动迁社区治理困境？——来自S市G区B社区的个案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动迁社区治理困境亟须破解,社会组织的介入如何助力社区实现有效治理成为值得探究的话题。基于S市B社区的个案考察,发现社会组织助力动迁社区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为：党政领导的注意力分配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契机,非结构项目机制下,社会组织借助政策创新、平台搭建、常态化机制等手段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和资源的整合。同时,通过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社区两委的核心枢纽作用保障社区自治的可持续性,最终构建出五社协同的治理格局,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社会组织的协力重塑了动迁社区的五社联动格局,国家与社会合作主义关系的建构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深层动力。     

试析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主义机制

随着欧盟成员国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西欧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合作主义也开始影响到欧盟层面上的决策机制。本文讨论了合作主义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回顾了欧洲层面上合作主义机制的演变历史及其最近的发展。总的说来,欧洲一体化的加深,特别是欧洲社会政策的一体化,促进了泛欧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为欧洲层面上的合作主义提供了动力。同时,合作主义也有利于欧盟更好地争取成员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推进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论福利国家理论的渊源与发展

福利国家最初的政策目标是施恩济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转而以社会公正为政策目标。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新的福利国家理论体现为权利观、平等观、整体观和普享观四个观念。福利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合作主义。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和均等性原则是福利国家的三个基本政策原则。实现福利国家是政府的责任。     

社区调解中的合作主义——基于西南某市调研的分析

转型期的社区纠纷以内生型纠纷为主,外生型纠纷则与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化程度呈正比,二者均属于"可控型纠纷"。作为内生型纠纷解决机制,社区调解体现出了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涉及"政府/社区"与"调解者/当事人"两个维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社区调解合作主义的发展向度是: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力量整合的面目出现,强调不同调解力量的合作;政府力量与社区调解力量合作的结果在于实现一种强制性平衡与整合性均衡,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区力量之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与协调;政府力量的选择性介入须严格限制,且把握好介入的适当性,以确保社区/民众的纠纷解决自主性。     

劳动争议调解机制的构建:北仑经验与启示

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争议联合调解机制"进行实地研究可以发现,其"一个中心、两种机制、三项制度、四大职能、五类方法"的运作模式,本质上体现一种"合作主义"政策;具体而言,一是兼顾劳动者的权益与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兼顾法治原则与效率原则,三是维护调解自愿与多种选择的权利,四是将自上而下的动员与自下而上的参与有机统合。"北仑经验"的启示是:政劳资三方对话有助于减轻劳动关系紧张,增进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成。改革工会组织已经刻不容缓,保障劳工的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自我行动决定权的实现,加强保护劳工的制度建设。     

美国共和党的合作主义政策及启示

192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实行以自愿的方式来与大企业合作,这种自愿的合作主义政策解决了部分失业和贫困问题,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繁荣,但也加剧了垄断和投机盛行,法制松驰,背离了平民主义的传统,导致了贫富悬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使繁荣最终以大萧条结束.后来,罗斯福政府通过"新政",实行严刑峻法,重建和谐社会,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将共和党的这种自愿合作主义变成了强制合作主义.     

合作主义视野下的和谐警民关系构建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警民关系在总体上逐步趋于好转,但还不够稳定。既有公安工作实践差异的影响,也有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的因素。作为西方经典理论的合作主义从不同层面为建设和谐警民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而选择以合作主义为理论基础来研究警民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警民关系的稳定问题。     

论协同治理与诉讼合作主义的同质性

协同治理的核心要旨是国家与国民交织而成共同治理者,协同为社会提供契合需要的公共产品。努力建构起来的多元治理与协同合作的立体图景成为协同治理理论的重要贡献,它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政治结构,并为诉讼合作主义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学基础。诉讼合作主义将合作的精神引入诉讼,重视程序主体间的协同共治,促使程序主体在多元的诉讼合作中发现真实和解决纠纷,与协同治理理论具有极强的同质性。为满足协同治理理论与诉讼合作主义的现实要求,法院必须摈弃单向的管理者思维,应以司法服务者的姿态与国民协同治理多项司法事务,输出符合当事人正当利益诉求的司法产品,切实尽到相应的公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