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型司法理念的践行者

正回应型司法,是司法发挥能动作用以回应社会需要的一种审判工作模式,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法社会学的观点,结合中国国情,简言之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群众司法需求和民主意识日益增长,司法机关如何与群众的司法关切与需求充分对接、体现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更好地为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保     

安置房岂能“弱不禁风”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云南昭通市永善县在建安置房被风吹倒,质疑其存在质量问题,4月10日,当地政府回应称房屋设计和强度都符合规范,因墙在风口、砂浆凝固时间不够,所以墙体被吹倒。当地还称少数房屋确有质量缺陷,正在进行整改处理。盖房子就是用来遮风挡雨的,但云南永善的安置房非但没有扮演好"避风港"的角色,甚至"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不期而至的大风面前轰然倒下,这不免有些黑色幽默。     

热词

兰考火灾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兰考县民政局随后回应称,袁厉害不具备收养资格。此前,河南省民政厅对她的定性是"非法收养"。近期,各地民政部门正在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性大排查,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力争在每个50万人口以上的县城都建立至少一个儿童福利机构。     

民生改善是梦想的最好诠释

共筑中国梦,需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民生的持续改善,这是复兴之本、梦想之基。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凸显出     

政策试验:顶层设计阶段的考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经历了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转变;从单一政策向综合政策的转变。顶层设计的概念虽是在2011年提出的,但是2005年综合政策的出现就已经体现了顶层设计的思路。顶层设计阶段政策试验的变化体现在三方面: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从法律为政策让路到法律为政策开路;试验刺激的不同,主要从政策优惠到政策创新转变。以上两方面是实然性的。第三方面的转变,政策试验的驱动:从刺激—反应型到主动回应则是应然性的。     

承担使命 回应需求 写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即将实施之际

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冒名顶替入刑”,从“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入刑”到“高空抛物入刑”,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到“现实版药神案”……随着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上述社会热点话题得到明确回应。     

古希腊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回应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正义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神话中,而从哲学的高度讨论正义问题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柏拉图将正义与德性、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除了认真给正义下定义以外,还提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古希腊正义思想对当代正义观有深刻的影响:麦金太尔的“正义是美德”的思想受柏拉图、亚氏影响甚深,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诺齐克的“作为权利的正义”之争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的当代回应。     

网络问政的政府回应逻辑：公开承诺压力与选择性回应——基于66个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实验设计

立足我国制度环境与行政体制,建构了网络问政领导信箱回应运行理论框架,提出影响回应绩效五个影响因素,包括行政系统区域特点与领导者特质两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压力、舆论压力及诉求压力三个维度。采用德尔菲法建构了领导信箱回应绩效指标体系,并采用实验设计搜集66个领导信箱网络问政回应的有效样本。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压力中的公开承诺程度对回应绩效有正向效应,诉求压力中的诉求类别对回应绩效有显著影响,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回应”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回应绩效,可以完善内部回应流程、公开对外服务承诺与建立自下而上回应性问责机制。     

西方选举民主与公民自治——基于“公民自治”观念的批判性研究

有观点认为,虽然西方选举民主制的治理绩效并不好,但能够更好地实现公民自治,所以还是比其他制度更具有民主性和正当性,是应效仿的“榜样”。对“公民自治”观念的考察发现,如果公民自治意味着“通过影响决策满足自身偏好”,那么由于大规模集体决策中单个人的影响力对决策结果几乎不起作用,选举民主并不能够实现公民自治。如果将“对决策的最低限度反思”“无支配”等视为公民自治的实现,则会与人们关于公民自治的直觉相冲突,所以即使西方选举民主可以实现这些目标,也不能表明其可以实现公民自治。在代议制下,因为选民对民选官员所作决策的“理性无知”,以及利益集团对民选官员的“俘获”现象普遍存在,西方选举民主无法保证选举责任机制的实现,也就无法实现选民对决策的有效影响,从而无法保证决策结果满足选民的偏好,这会导致其进一步地偏离公民自治的目标。因此,即使公民自治是民主的核心价值及其正当性的重要基础,也并不意味着西方选举民主是民主的最佳实现方式,或者是更具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