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外反霸到体制内治霸——中国反霸政策的历史转型

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反霸政策经历了以体制外反霸为主转向以体制内治霸为主的历史过程。论文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50多年来反霸政策的转型及其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进行体制内治霸是当今中国外交的必然选择。     

理解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

通过分析安全主体在安全政治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可以抽象出其所信奉的安全哲学。以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自身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中国提出与之相匹配和呼应的新安全观,并且分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两个阶段。同时,中国所主张的新安全观与旧安全观在政治基础、安全结构、安全战略、争端因应、和平保障五个方面形成鲜明对比。以此为线索,当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具体内涵可以被理解和概括为一体安全、兼容安全和发展安全,倡导树立忧患意识与发扬斗争精神。当然,当代中国的安全哲学还面临包括启动成本、维持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内的成本问题,包括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内的行动问题,以及包括安全感问题、实践转化及其效力问题和他者问题在内的竞争力问题等现实困境和理论困难,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安全外交需要作答和完成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探视俄罗斯大选形势

中国正处在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正确了解并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则是外交工作和理论研究的重点内容。为此,我们特组织了以下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外交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让公共外交在美国对外政策议程中的重要性被再次凸现出来。在推行对印尼的公共外交时,美国既重视短期目标与长期效果的统一,也注意到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美国加强对印尼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公共外交,首先是出于九一一事件之后国际反恐的需要,意在消解印尼民众的反美情绪,尽可能降低极端主义和激进穆斯林的影响,改善美国的形象;但随着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美国对印尼的公共外交又被注入更多的地缘政治因素。由于存在各种复杂因素,评判美国对印尼的公共外交时,既要重视其对短期内改善美国形象所发挥的作用,更要关注其长期效果,特别是对形成印尼精英层稳定的美国观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还应注意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的相互作用。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为了压制蒋介石配合调停,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宣布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在蒋介石未做出相应回应的前提下,8月18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这一禁令。这项为调停而设计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马歇尔预期的影响。不过,它部分地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军火供应的严重短缺。针对军火禁运给国民党军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围绕着禁令的解除,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国际冷战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最终同意解除对华军火禁运。     

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

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来华美国传教士对这种贸易的批评与谴责也日益严厉。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     

试论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的思想基础

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地区外交,另一个是大国外交。在地区层次上,李光耀主张地区优先,注重发展与本地区,特别是周边邻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大国层次上,李光耀欢迎大国势力进驻东南亚,形成均势态势,使新加坡在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得最大的回旋余地。     

任务型教学法在《新思维英语阅读》课程中的运用

任务型教学是以具体的任务为学习动力和动机,以完成任务的过程为学习过程,以展示任务成果的方式来体现教学的成就。任务型语言教学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以及注重学生合作学习的教学理念。在任务型教学中,教师是任务的设计者和指导者,学生是完成任务、学习语言的主体。在英语阅读课:程教学中,教师可采用任务型教学法,结合阅读文章,设计一些真实自然、贴近生活实际的任务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既培养了学生的阅读技巧和方法,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口头交际能力。     

"大外交":邓小平外交思想聚焦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大”。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