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青年留学人员：思想现状、风险预判和引领策略

高校青年留学人员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随着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高校青年留学人员在家国情怀、社会认同、价值观念、自我认知方面呈现出一元主导下的二元性特征,即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主流意识与多样化社会思潮共生、中华传统文化观与当代多元文化价值观共融、肯定与困惑兼具;该群体在思想政治领域存在功利主义的膨胀、政治认同的消解、共同体意识的弱化、消极心态的蔓延等潜在风险。因此,加强高校青年留学人员政治引领,需要理论先导、情感诱导、价值引导、实践利导、心理疏导。     

刑法现代化理论的续造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刑法现代化需要继续发展。反观我国刑法学领域,现代化刑法的追求还占据着当代刑法学人的思维,遮蔽了中国刑法现代化之未来图景的真实面貌,妨碍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出发,尝试着以现代之后的视角看待刑法现代化发展及其遭遇的“陷阱”。在对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表象主义,以及普遍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实现现代刑法经由自由刑法向风险刑法、单一法典化向立法多样化和实践理性向交往理性三个维度的转化,并为中国刑法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更为充足的理论动力。     

风险社会视野下正当防卫适用的实证研究

“互殴与正当防卫的界限模糊”和“唯结果论”的防卫限度标准一直是困扰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要问题。对河南省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刑法教义学理论研究成果出台的正当防卫指导案例,并未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该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其忽视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该指导案例所秉持的古典刑法理念,背离了我国当今社会转型中对刑法安全需求,以及坚持对法益概念的实质化理解,忽视了刑法的预防功能与法益的抽象化与精神化。基于风险刑法的理论与定位,应确立以预防为核心的指导理念和以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为目标的解释方法,破解正当防卫的适用难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分而治之：韧性城市建设的空间维度

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促进了以人口和资源集聚为核心特征的城镇化,衍生了多元复杂的社会风险。通过空间治理提升城市韧性是应对风险的重要策略,注重以人口、资源与生态良性协调从而达到从源头分散和阻断风险的治理目标。基于权力和资本的空间配置逻辑、基础设施空间韧性不足、发展规划的空间治理意识缺失和空间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韧性城市建设。城市建设与治理应贯穿韧性理念,通过多中心、网络化和分散化的空间治理引导人口、资源与生态的合理布局,为城市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物质和环境支撑。     

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大数据时代网络金融犯罪风险防控机制探究

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网络领域的应用和发展,网络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网络金融犯罪活动的风险也随之而来。网络金融犯罪在犯罪手段和犯罪对象等方面具有和传统金融犯罪不同的特点,对现有的风险防控机制带来了困难和挑战。为进一步强化网络金融犯罪的风险防控机制,一方面在立法上要根据犯罪的特点完善相关前置法律和刑法的落脚点,出台一套的风险防控规则体系;另一方面在执法过程中要改变执法方式,建立符合犯罪特点的多部门工作机制。针对网络技术和受害群体的特殊性,要结合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不断提高监管的力度,有效化解网络金融犯罪的风险。     

无过错责任中受害人过错的判断标准——基于风险预防的视角

在无过错责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同时负担注意义务的双边预防模式能有效提升损害预防的效率,应使受害人负担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风险预防理论既可满足无过错责任的预防需求,亦能契合受害人过错标准的形成逻辑,故有必要引入风险预防理论设定受害人过错判断标准。在风险预防视域下,由于受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对危险的控制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受害人进行预防将会提升行为成本。因此,在无过错责任中应构建二元过错判断模式。在具体判断受害人过错时,应注重考察其对危险认知水平以及控制能力,避免受害人过错泛化。     

公安机关对网络社会风险问题的治理思维和信息管理

网络社会越来越体现出“风险社会”理论的特点,一个偶然事件将导致网络社会处于失序的风险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公安机关需要规范网络参与者法律责任的自我定位与自律遵从,采用“必要多样性”治理思维,提高模块化、适应性、协调性、舆情化的网络执法能力。同时,降低网络社会风险问题的发生,就需要权威信息的引导力,公安机关的事件调查是权威信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可以引入“第三方警务”对反权威信息进行整治。     

公共服务:行政诉讼群体性纠纷化解新视野——以GT两级法院相关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及利益较为复杂,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有组织性,有的案件甚至表现出对抗性较强、矛盾容易激化的特点,可能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该类案件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中,应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同时,应防范化解相应的维稳风险,发挥行政审判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的社会治理职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