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中国推动深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研究

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华实施“脱钩+遏制”政策,短期内会增加双边贸易成本,长远看将会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进一步冲击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全球化已经出现“回头浪”。中国推动深化东亚价值链互利共赢合作,对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保价值链“不断链”,具有现实的急迫性。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中间品、零部件重要来源地和吸收地,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中间品与最终消费品市场,并成为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与东亚价值链环流的价值枢纽。为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需要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升价值链引领能力,坚持对外开放,继续融入全球价值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全球治理体制合作,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动、产能开发等推动东亚价值链合作,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国际投资领域“间接征收”扩大化的成因与法律应对

国际投资领域的间接征收规则呈现出日益扩大化的趋势,其原因是资本输出国主导规则的制定,而资本输入国缺少话语权。为应对"间接征收"扩大化的趋势,我国应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积极参与国际投资领域间接征收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以适应我国国际投资迅速增长的需求。     

国际税收自动信息交换法律制度的新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打击国际逃避税重要手段之一的国际税收自动信息交换引起了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以美国、欧盟、瑞士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相继开展了自动信息交换的实践,先后确定了多种不同的合规标准。然而,这种"碎片化"的合规标准加重了跨国金融机构的负担,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造成了合规局面的混乱,根本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适用,因此,建立统一的多边自动信息交换制度成为大势所趋。2013年8月27日,我国正式签署加入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20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也将自动信息交换确定为国际税收透明度的新标准。在此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下,我国亟需完善自动信息交换的国内立法,为日后进一步参与国际税收自动信息交换扫除障碍。     

中亚国家大国多边务实外交战略论析——基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视角

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原五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独立,为了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些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确立了多边务实外交战略.中亚国家所奉行的多边务实外交并非“等距离”外交,其外交政策表现为一定的不平衡倾向性；中亚国家对外交往的亲疏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动态地调整,尤其在与俄、中、美三大国的外交关系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论《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出台的动因

欧盟在冷战结束后开始考虑其在国际大背景下与中亚的互动关系。对于欧盟来讲，中亚是地理意义上的外延，政治意义上东进的方向，还是安全意义上的邻居，经济意义上的能源宝库。本文主要从两个部分分别探讨欧盟和中亚关系新战略出台的动因。     

美国在亚太战略部署的新变化

2010年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加快推进战略东移,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美国不仅加强了与东亚盟国的关系,还利用地区多边机制强化对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美国介入亚太地区的力度加大,给地区安全形势和一体化建设带来强烈冲击,也使中国在处理该地区关系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美中贸易协调性的实证分析:垂直专业化视角

基于2005～2012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看,短期内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之间存在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6期内,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美国对华出口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格兰杰原因,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的某一冲击会给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带来同向冲击。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驱动着美中贸易,政府在制定平衡美中贸易的政策时,不应忽视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市场对维持美中双边贸易均衡的约束机制。     

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及谈判的双层博弈

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将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或者与他国进行国际谈判的互动过程分成国际谈判和国内批准两个过程。根据这一理论，战后美日贸易的历次摩擦及谈判也都可以概括为美国施加外压与日本应对的国际层次，国际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国内获得批准的国内层次。     

评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兼及我国的因应之策

金融危机后,中美人民币汇率纠纷问题不仅重浮水面,而且愈演愈烈。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上层,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政府要员和总统都纷纷对我国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大加指责,并以要对人民币采取各种法律行动和制裁措施相要挟。然而,在既有的国内法和国际法框架内,无论是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美国施压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各种可能法律行动均缺乏其单方所宣称的报复效果和胜算的把握,有的甚至还存在合法性不足与欠缺等问题。因此,我国不应为其喧嚣的谜像所困,而应与之展开积极协商,据法力争,并渐进可控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从而更好地应对美方的法律挑战和袪除人民币汇率的操纵之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