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F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经过大约20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大体形成了纵向职能到底、横向网格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遵循了由国家意志为主导、社区作为执行层的对基层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管理与服务的治理逻辑,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加重了社区的任务负担与职责的碎片化,使基层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精力和意愿来对居民需求做出灵活调整与及时响应。应对社区治理的新难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基于北京市F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接诉即办”改革以居民诉求为核心,重构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职权分配与考评标准和方式等制度要件,通过强化市民-政府间责任关系纽带、激励社区(居委会)-居民间的协商沟通、赋能社区居民自治等作用机制,促进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接诉即办”的治理经验表明,实现社区治理从行政意志主导向民众诉求驱动的转型,经由社区的“中间层”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响应、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政府绩效评估何以催生基层繁文缛节负担?——基于多层级治理视角

政府绩效评估以“结果”为己任,力求破除繁文缛节、实现绩效改进;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考核评估行为反而成为繁文缛节的诱因,产生沉重的规则负担和行政成本。本文从目标设置、过程监测和结果利用三个维度,分析政府绩效评估如何在多层级治理情境中催生基层的繁文缛节：第一,绩效指标在压力型体制中层级分化,规则类指标取代结果类指标成为基层的中心任务;第二,多层级信息困境导致督查巡查成为关键监测方式,将规则类指标进一步变现为基层政府的行政负担;第三,负向激励和满意度评价的不可控性扭转了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以繁文缛节规避问责风险成为其策略选择。基于此,未来政府绩效评估应从优化内部反馈机制、推动外部有效参与和精细化管理等方面调适改进。     

公共事务治理的广度、深度与力度——需求溢出理论关于政府职能的三维定位论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最热门的学术话题之一,政府职能定位在国际上主要受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宏观理论流派的影响。鉴于上述宏观理论在实践层面对于解决政府职能定位问题不够明确,有必要构建一种便于实践操作的关于政府职能的微观理论。由此,需求溢出理论基于自身的理论逻辑,以公共事务为政府职能的定位之锚,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职能的三维定位论：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广度(即公共事务范围),作为政府职能的横向职责维度;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深度(即公共事务治理程度),作为政府职能的纵向职责维度;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力度(即公共事务治理的资源支持),作为政府职能的权能维度。由此,政府职能定位等于政府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的定位。     

全球治理新态势下的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

近年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遭遇系统性震荡,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叠加发酵,热点、难点问题交替升温。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既是金砖机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经济合作的内生要求,也是金砖国家重构公平合理国际新秩序、主张国际新安全观、维护国际安全格局的现实需要。全球治理体系因解构与建构而导致失序和失衡,金砖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外挑战前所未有。为应对各种挑战,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需要妥善处理内部的利益纠葛,不断创新思维、设立新平台,助推金砖机制建设行稳致远。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与政策指向

社会视角下的相对贫困研究,在承认贫困内核基础上,拓展了分析维度,丰富了相对贫困理论。中国部分发达地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相对贫困治理经验,但由于缺少社会视角的介入,延续了绝对贫困的治理思路,未涉及到“社会不平等”等核心问题。未来相对贫困治理需要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从社会视角出发,围绕“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从保护取向和发展取向双维度入手,构建兜底保障政策、社会保险与公共服务政策、开发式扶贫政策、社会投资与地区发展相互契合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     

数字不平等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数字不平等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新的风险来源。作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数字不平等表征为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具体表现为被商业与资本裹挟的平台组织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算法应用中的偏见植入与歧视再造,以及公民数据权利的贫困,导致数字时代“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数字化生存常态化、数字孪生空间的交叉作用以及平台组织权力捕获的共同影响,强化了数字不平等的复制、扩散与叠加。不同于传统的数字鸿沟治理思路,数字不平等强调主动规制与主体赋责,以治理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再平衡。     

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法治体系建设

现有的国际气候法治体系建立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的框架基础上,这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碳减排行动,但总体而言仍难以显著延缓气候变暖。一方面,不少国家碳中和专项法律的缺失使得碳中和行动落实缺乏具体依靠;另一方面,现有遵约机制下,《巴黎协定》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绿色基金机制、技术支持机制以及国家自主贡献机制难以落到实处。对此,我国应发挥大国作用,制定气候治理与碳中和法律,以公约机制与公约外机制共同落实气候行动义务,并督促发达国家履行国际减排义务,从而助力我国和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逻辑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是一种契合科研规律与公共财政基本要求的经费管理方式,但关于包干制的内涵及其制度建构,尚未形成共识,存在内涵界定不清、包干方式不明等问题,严重侵蚀相关改革的实效。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应从中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现实情境出发,在分析总结改革政策落地难的基础上,理顺并打通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脉络,并依据中央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重塑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范式,进而推动有助于改革政策落地的具体制度建构,最终实现经费使用“包干制”和“放管服”改革的有机融合。     

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     

疫情防控压力下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