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查：“最伟大”和“最糟糕”的葡萄牙人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曾任葡萄牙总理(1932—1968),主政葡萄牙达36年之久。作为葡萄牙的独裁领导者,他一生备受争议。2007年3月25日,在葡萄牙广播电视公司一台(RTP1)举行的"最伟大的葡萄牙人"评选活动中,萨拉查被观众票选为第一名。有趣的是,在此之前刚刚结束的另一个名为"最糟糕的葡萄牙人"的投票中,他也高居榜首。这两份完全相反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葡萄牙人对于萨拉查的复杂情感。     

试论情感类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话语暴力”

伴随着广播媒体的振兴，情感类谈话节目应运而生，主持人作为节目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节目主持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节目中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话语暴力”问题，对媒体和个人形象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蔓延开来，将会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害，恶化听众与媒体的关系，背离媒体服务大众的宗旨。因此，研究主持人“话语暴力”的论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本文运用大量第一手材料做例证，对广播情感类谈话节目主持人存在的“话语暴力”的表现形式、危害及负面影响、如何杜绝“话语暴力”等进行了较深入地论述。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障碍的经济伦理意蕴研究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是中国企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顺利推进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变迁由于受到两权机制混同、混杂的内部治理体系、中介组织障碍、政府角色定位难、法律制度缺陷以及残缺激励等约束而变得困难,根源在于各参与方经济伦理义利观的缺失。因此,只有不断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思维意识,创新组织保障,研究探索新的具体制度设计,才能实现国有企业有效治理,持续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英国作家J.R.R.托尔金在其文学巨著《魔戒》里,塑造了一枚法力无比的戒指,谁戴上它,马上就变成了＂隐身人＂,从而逃避掉面临的任何危险。而且,它还能让拥有者变得长寿,甚至长生不老。但是,它却是邪恶的,它能让任何接触到它的人迷恋它,最后被它蛊惑。只要意志不坚定,善良的人会变得凶残,清心寡欲的人会变得贪婪无比,最后完全丧失原有的秉性,变得丑陋癫狂。托尔金一直否定《魔戒》存在任何隐喻与暗讽。但对于现实生活的权力而言,那一枚魔戒无疑是一个真实而贴切的暗喻。事实上,很多时候,权力其实就是一枚魔戒。它天然具有腐败的潜质,能令掌握它的人滋生欲望、迷失本性。所以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寒包火型季节性流感证治探析

季节性流感是具有一定季节性和传染性的疾病。中医药在防治感冒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治疗流感-"重感冒"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在于很多人治疗感冒不讲究辨证。笔者结合20多年的临床实践,探讨分析了感冒常见证型-寒包火型的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提出了辛温解表,清解里热治疗寒包火型感冒的思想,并自拟双解汤,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疗效。     

陇右民歌中的民间教育

陇右民歌是陇右各族人民创造的体现与智慧的结晶,是民间进行知识传递、情感培养、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其在传唱过程中,不仅向广大劳动人民传递了节气物候、农业生产、历史、社会交往等各类知识,还在培养人们爱情、亲情、乡情等良好情感,进行贤孝、勤俭、修身等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陇右民间进行社会教育的教本。     

整体性环境责任与社会源危险废物的法律治理

社会源危险废物的法律治理必须结合整体性的环境责任,使法律责任与伦理道德责任具有价值层面的一致性.整体性环境责任蕴含了道德基础规范,证成了社会源危险废物法律治理的正当性.治理制度的构建应注重程序的正当性、追求道德共识,使大多数人在情感上接受法律治理规范;治理制度的运行应使常态执法饱含尊重与关怀,逐渐消减违法者的负面情感,最终使得强制性法律责任能够促成人们自愿守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建构研究

审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维度。思想政治教育以教育和引导人的方式来"美化"人的生存状态、"美化"人的思想观念、"美化"人的行为规范。高校可以通过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审美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空间通过审美体验来感知、感觉、感受所要接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空间的建构路径在于: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理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研究;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主体;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审美结构。     

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

本文从道义和权力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医闹的成因、过程、实践和结果。"闹"作为一种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中国社会频频上演。闹的实践遵循着一系列共享的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分析医闹中的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医疗实践和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控制病人并从病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医疗的商业化和医生的逐利行为破坏了医疗领域的道义经济,给了人们反抗的理由。闹成为病人反抗和维护权益的方式。相对弱势的病家利用自己受害者的位置和公众的支持积累道义资本,通过闹的方式暂时扭转与强势医生的权力关系。但是闹也被职业医闹绑架成为敲诈医院的工具,有时导致医疗暴力,让医生被打甚至被杀害,闹作为病家维权行为的正义性也受到质疑。这时医生变成了在危险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作为新的受害者,他们开始获得同情并积累起道义资本,最终让他们可以行动。他们上街抗议,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推动政府打击医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扭转医患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医患间的权力关系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影响,政府对闹的容忍或打击直接影响到医患博弈的结果。本文对当前医疗纠纷分析中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视角作出补充,通过分析医患间情感和道义的博弈,指出医患双方行动中的结构性困境,希望对未来纠纷的解决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