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在近代中国行使治外法权主体之型化与形替

在“条约世纪”里,英美在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大致经历过一种以领事官为主向以法官为主的转变过程。依照不平等条约、英王御准的枢密令/美国国会法令等成文法,英美两国驻华领事官曾获得非同寻常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但自19世纪中叶起,限制或规制领事官司法权却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领事裁判权和英美本国政府加强治外法权统治的“共同目标”。对于领事官司法权的整个讨论,便转移到如何在华设立并运作“混合法院”以及专门法院之上。两国在华攫取的司法权由此从非职业的领事官渐次流动至驻华职业法官,但这不过是两国域外管辖权制度安排中“左手倒右手”的把戏,遑论领事官司法权事实上并未被彻底削弱。两国变换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意在加强“治外法权统治”。     

《向导》背后的“向导”：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首份政治机关报的创办与出版

从“外力”与“国际”视角考察中共党报党刊事业的发生与发展,是推进相关领域研究走向深入的有益尝试。围绕党的首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所展开的研究,尚缺少这方面的系统考察。实际上,当时党的“上级组织”共产国际不仅直接推动了《向导》的创办,还对其编辑事务、政治立场等予以具体指导,更对其出版经费进行系统性长期资助。共产国际对《向导》施加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深度影响中共宣传工作的一个缩影。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欧盟对华反倾销中市场经济问题浅析

欧盟已成为我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在欧盟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问题是困扰我国出口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介绍了欧盟对华反倾销中这一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法中关系：呼唤“戴高乐主义”

针对中法关系前景中存在的阴影，法国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无法保持沉默，要求对华外交重返戴高乐路线的呼声正在起来，文汇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国战略分析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杰雷。     

试论肯尼迪政府联合印尼对华遏制孤立政策

中美关系解冻前,印尼在美国对华冷战政策中一直居于突出地位。肯尼迪非常看重它的国力及其在不结盟世界的影响,他联合印尼遏制孤立中国的意图比艾森豪威尔明显加强。但围绕西伊里安问题、马来西亚问题,美国与盟国矛盾激化,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他在拉苏加诺加入反华轨道时可能采取的极端决策,肯尼迪政府借助印尼强化对华遏制孤立的政策作法最后与初衷背道而驰。     

贸易摩擦与争端下的国家利益博弈

2009年的岁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以6:0的投票结果,最终批准对中国制造的钢管征收大约10%到16%的关税。这起美国针对中国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案,是2009年一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反映,也为2010年中国对     

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日本对华援助是在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要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相处的背景下产生的,20多年来,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谱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关系在逐步倒退。日本开始改变初衷,即对华援助从过去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转向以政治利益为目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作了大幅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而且,日本政要多次表示对华经援“总有一天要毕业”。日本方面出现了与初衷不同的做法,给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非对称制华”——论日本海上战略新思维

东亚地缘政治形势自2010年起急剧变化。以此为背景,日本对华威胁感知急剧升高,维系日美同盟的需求更加紧迫,扩充本国自主防卫力的意愿更为强烈。受此推动,日本海上战略加速转型,出现了所谓“非对称制华”新思维。它以中美西太两极对峙和对华长期战略竞争为预设,以维持日美同盟西太制海权和防控危机升级为目标,谋求依靠“扬长避短”的策略来扭转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劣势。同时它希望借助威胁中国的战略软肋以最终夺回中日海上军事较量的主动权。其中“拒止+控制”的作战构想与“成本强加”的威慑构想是两大基本组件。中国应据此反思自身海上战略目标,增强战略弹性,管控行动成本,强化和对手进行长期竞争的能力。     

近年来日本对华ODA决策主导力量的转移

自中日两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ODA合作以来,日本政府对华ODA政策很长时间里由外务省为代表的官僚机构所主导,执政的自民党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决定性参与,即呈现所谓"官高政低"的现象。但是,随着90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本国内政治选举、行政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自民党在外交决策领域能力的增强,日本ODA的决策主导力量逐渐发生了转移,相对于外务省等官僚机构,自民党在对华ODA政策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这种决策主导力量的转移,构成了2000年后日本政府调整对华ODA政策的国内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