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社区治理“末端微循环”

社区治理的"最后一百米"尚未完全畅通,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在社区内所应承担的职责仍需进一步厘清。建议将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一步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格局,全面打通社区治理的"末端微循环"。近年来,随着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和"接诉即办"等工作的深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寻找白石龙

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白石龙村,是一个在深圳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子,可它的名字却与历史上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紧密联系在一起。     

试论婚前财产的婚后归属问题

我国的《婚姻法》对于夫妻一方婚前的个人财产与婚后产生的收益归属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对该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是一律笼统地将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不认定为共同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在确定婚前财产的婚后归属问题上,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区分,不能忽略夫妻另一方的协力对收益的贡献。     

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归属问题

马克思思想不是各种知识的折衷和杂糅,因而不能对其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知性式的处理和看待方式。它的整个体系乃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即以现象学的方法反思性地把握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这也就是马克思在“终结”了以往的旧“哲学”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马克思思想在总体上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其他学科。这既是由马克思思想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思想固有的批判立场所内在要求的。     

作为特殊代理行为的代表行为：效果归属与规范适用

“代表说”与“代理说”之争与法人本质论并无必然关联。两种学说虽然解释路径各不相同,但其在制定法解释上的区分仅存于越权代表行为之一隅。法定代表人的概括代理权限及其权利外观构成了推定相对人善意信赖前者就越权事务仍有代理权的制度基础,其在立法上直接反映为法人原则上应承受越权代表行为效果,即越权代表规则独立于无权代理规则而存在。代理权限及其外观是区分包括代表行为在内的各类代理行为效果拟制模式的根本原因,代表行为本质上是代理人为法定代表人做出的一类代理行为。当代理权限及其外观系影响代理行为效果归属评价的重要事实时,包括代表行为在内的各类代理行为应适用各自的效果归属规范;反之,相关规则便是代理的共同规则,其适用原则上无须作代表与代理的区分。     

传承与扬弃 融合与流变——新加坡华文作家“身份与认同”创作主题管窥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华文作家是新加坡“西方同化”、“族群文化模式建构”等历史的见证人.在他们的笔下,文学想象中母国传承的“集体记忆”、身份定位中“本土植根”的艰难尝试、对“典型新加坡人”精神症候的揭示,以及向“跨文化”意识转向的趋势,构成了文本独特的内容蕴含和主题嬗变.探究海外华人作家写作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对于了解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与现代性流变、华文文学形态的一脉相承与意义的多元再生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QQ号码等虚拟财产归属及流转问题再思考——以电子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为视角

QQ号码等虚拟财产的归属及流转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实践中很多网络运营商通过协议规定QQ号码等虚拟财产所有权归网络运营商,用户仅拥有使用权,并禁止用户转让。本文认为,QQ号码等虚拟财产是物权化的债权凭证,网络运营商与用户之间的协议是典型的电子格式合同,其中有关QQ号码等虚拟财产权利归属并禁止流转的内容限制了用户的"主要权利",应为无效。用户对QQ号码等虚拟财产价值的产生付出了劳动,QQ号码等虚拟财产应归属用户;而且禁止QQ号码等虚拟财产转让,也有违债权凭证"外观主义"交易规则。同时建议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对电子格式合同进行规制,平衡网络运营商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浅谈婚前个人购置婚后共同支付部分按揭款的房产离婚时如何处置

如何处理婚前由个人购置但部分按揭款又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偿还部分按揭款的房子成为当前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中分歧最大的法律问题。分歧点无非就是能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处理。笔者试从以下几个观点阐述此类房屋的处理方法,以作为在司法实践中参考。     

浅论我国拾得遗失物所有权制度及其完善

现实生活中,由于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的疏忽大意或自然原因遗失财物的现象极其常见。对于拾得遗失物所有权归属的问题在我国的《民法通则》和《物权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即经过合理期间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得太过简单和原则化,导致可操作性不强,从而形成了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相矛盾的局面。我国民事立法应当不断完善遗失物拾得制度,以解决拾得人和遗失人之间的纠纷,更好地保护双方的利益。     

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中菲律宾诉求评析

关于中菲南海争端强制仲裁一案,菲律宾向仲裁法庭提出的诉求可合并为针对中国南海传统断续线的诉求、针对南海中中国部分岛礁的诉求和针对中国南海行使管辖权的诉求.对此,中国在应对上可选择向仲裁法庭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或其他合法方式发表其没有管辖权的理由,并通过反对申请书的可接受性力争结束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