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小说中都市女性的疾病隐喻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职业化的现代都市女性,这些女性或为生计所迫、经济独立;或为追逐奢靡、满足享乐的欲望而出入社交场所,最终被异化为"没有了灵魂的人",成为十里洋场上盛开的"恶之花",在她们身上呈现出都市女性特有的种种病态特征。新感觉派小说家对此做了形象的描绘,通过对都市女性疾病的隐喻书写,新感觉派小说家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与人的错位关系的深刻思考与批判精神。     

初探陈启天的"新法家主义"思想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曾经有过一股"新法家主义"的思潮,主要以醒狮派代表陈启天、常燕生等人为主,强调当时是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实行法家富国强兵政策,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     

论《词源》理论在清代的接受

《词源》作为中国词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其接受史折射出历代词学思潮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轨迹,对于蓬勃发展的清代词学而言尤其如此:从清初云间派词学家对它的浅层接受,到清前期浙西词派在继承其理论的同时根据自身需要对其进行概念偷换,再到清后期常州词家为调和词学内部"言志与缘情"、"守律与破律"、"雅化与俗化"三对矛盾,对该理论进行了合理吸取与深化,并通过"意内言外"的词学理念,完成词体最终的复合建构;这一漫长的过程《词源》作为一个参照系和理论源,对清代各时期各流派的词学思想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词学向诗学的融合。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大陆同胞是我们的亲人”

4月 29日凌晨 3时左右，海南省海口市 110指挥中心的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有人割脖子自杀了”。 　　几分钟后，城西派出所警务人员赶到现场：一男青年躺在地上，脖子上几处刀伤很深，血在不停往外淌。 　　派出所吴讳所长、马树敏警官很快了解到：男青年是台胞，叫杜俊鹤，随在琼台商廖某来琼旅游，约 10分钟前，在小店现场用切水果刀和削菠萝刀割自己脖子数刀。接着， 120急救车赶到，可杜俊鹤拒绝医务人员的救治。吴讳所长指挥医务人员强制包扎止血，并将杜俊鹤强制送往海口市人民医院。在急救室，杜俊鹤已处昏迷休克状态。王道海医生顾…     

梅光迪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述评

梅光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面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对和对西方文明的顶礼膜拜,梅光迪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西方新人文主义为武器,对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进行了批判,具有一定的纠偏与制衡作用,倡明了其捍卫传统文化的立场.但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学衡派的最终失败.     

经学五书

万斯大（1633-1683），字充宗，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其汉经学，以礼学为根柢，会通诸经，折衷群言，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     

以色列与日本关系纵论

以色列和日本在历史上没闹过大矛盾.日本在以色列建国前宽待过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对日本人充满感激之情.1952年两国建交后,日本因大量进口阿拉伯国家石油而与以色列保持一种低调关系.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因各自利益需求而迅速改善.     

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因此在发起之初,唯物史观派对此持一种颇为赞成的态度。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则转向反对在全社会范围内笼统提倡“整理国故”。但因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在学术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而研究目的和具体观点的不同,尤其是指导思想的歧异,最终促使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缺陷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而极大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论常州派词统的形成

在有清一代乃至整个词学史上，真正建立起词统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常州词派。从张惠言、董士锡到周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以周济编的《宋四家词选》为标志，正式提出了一个体现词派特色的词统，在给学词指出一条途径的同时，也张扬了词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形成过程，即从张氏的“比兴寄托”到周济的“穷高极深”之趣，再到“有寄托”与“无寄托”相统一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