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的决策科学化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科技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各国日益关注的政策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一股以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政府制定科技政策依据的潮流（王春法，2003；胡志坚，2000；李正风、曾国屏，1999）。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国家经济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企业，是企业组织生产和创新、获取外部知识的方式。外部知识的主要来源则是别的企业、公共或私有的研究机构、大学和中介组织。因此，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中介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技术知识在一国内部的循环流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有助于促进这种科学技术知识的循环流转的方面或者因素都可以划归到国家创新体系之内（OECD，1997；柳卸林，2000）。     

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开放走出了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全会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等参考资料，并作了认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主张。     

领导干部公务车的来历：计划经济下的供给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等级明确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这套制度是与供给制和计划经济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工业走向了民用化，但公务用车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其弊端口益凸显。     

警惕工程反腐制度“侧滑”

“豆腐渣”工程的背后离不开腐败的侵蚀，这已是公开化的潜规则。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开始建设高速公路以来，工程腐败便成为权力寻租的重灾区，而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使其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老干部反腐——九旬“言官”杨维骏：我只向真理低头

每晚7点，杨维骏都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虽然年过九旬，杨维骏的听力还很正常，只是视力有所下降，这位91岁的副省级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我知道一些数据有水分，但还得了解国家大事，这对反腐有帮助。”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在八九平米的会客厅里，除了药，就是举报材料，书房放不下．只能挪到会客厅。一个印着“1995”字样的红色文件袋在一堆材料中有些显眼，杨维骏习惯把要紧的材料装在文件袋里，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公开信也在其中。     

传承发展 邓颖超主持对台工作

树高千丈，根深叶茂；泉泻高山，云水相激， 80年代．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十分活跃，各方面工作都在积极开展，邓颖超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具体对台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她是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二代领导人对台工作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     

司恩来总理五次视察东风基地

东风基地，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组建于1958年，是我国组建最早的导弹与卫星发射基地，1960年因发射我国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一号”而被外界称为东风基地。上世纪70年代末，因为编制体制大调整，这里完成了导弹试验的使命，全面转向卫星和飞船的发射，并对外开放，名称随即被确定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柴达木石油展厅的故事

2013年“五一”长假刚过，全国各大电视台集中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新编辑部的故事》，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我注意到这部电视剧。不是因为它的演员阵容光鲜靓丽，它故事内容的新颖时髦，而是因为它的名字勾起了我20年前的一段美好回忆：90年代初，刚刚大学毕业的我，     

宋子文：一个被炒作出来的“首富”

身为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拥有“两朝国舅”身份，并长期担任民国财长的要职。20世纪40年代，他被传为世界首富，这既有人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     

中国和平崛起被误读的原因

2012年6月5日，美国再次发表《涉华军事力量发展报告》，6月16日、18日神九飞天并与天宫一号对接，也引起美、日、韩等国的嫉妒和新一轮“中国威胁”的论调。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关于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最初．中国觉得这是由于对外解释不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