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是一种“连锁活动”吗——法律解释理论的费什—德沃金之争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斯坦利·费什和罗纳德·德沃金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法律解释论战。该论战从德沃金的"连锁小说"隐喻开始,内容涉及法律规范的意义来源、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解释行为之限制甚至法律解释的道德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费什从文艺批评和文学解释的角度对德沃金提出的批评和反驳极富启发性,他认为解释总是先在地渗透于我们的思考之中,受我们自身的镶嵌性背景所约束。这一观点无疑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法律解释性质的认识,对于正确看待解释者的自由裁量,增进对解释者解释合理性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     

现实需要真正独立的法院

对"官民之争"的解决,提出了对司法独立的现实要求。法院发挥司法能动性,在民事领域调解方式显现出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社会影响方面来讲,缺失独立性的法院在解决"官民之争"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也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戎马一生的武夫冯国璋(下)

<正>(接上期)通电领讨逆府院之争和北京政局的严重动荡,为辫帅张勋的复辟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张勋以在徐州拥兵自居,利用黎、段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督军团在解散国会问题上与黎元洪的僵局,以"调停国是"为名进京,大搞复辟活动。他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1日他拥戴废帝溥仪复辟。张勋倒行逆施的复辟罪行,引起了全国人民     

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关于“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战

1941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是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的延续."新文学"一方强调文学要有社会性、时代性以及表现真情实感,反对摹仿、做作;"旧文学"一方则更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反对承担社会使命.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文学理念的契合,再次证明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的密切渊源关系.而旧文学历经20年仍未被新文学所打垮,原因之一在于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固守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失势的精英及其反抗--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论述了戊戌变法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精英集团的分裂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冲突状况.湖南维新运动是一个原本富有共识的官绅集团在民族危机面前自新和自救的努力.引起这个官绅集团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伴随着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维新运动的急进尤其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这个过程中被侵犯和面临被淘汰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利用意识形态工具和各种实际措施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这个事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特征.     

经济改革与法治秩序的冲突——评“郎顾之争”的法理问题

“郎顾之争”虽然是在经济学家中展开,但也反映出深刻的法理学上的问题。本文先阐述了“郎顾之争”中反映出的在经济改革中广泛存在的正当性危机和实质合法性危机、形式合法性危机,然后总结并在法理上分析经济改革与法治秩序的冲突。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家族内部之争”的三重迷雾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这两位当代康德主义者虽都以"准先验主义"的理路来重建公共领域的规范基础,但却陷入了"家族内部之争"的重重迷雾之中。二者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对话共识"与"重叠共识"之争";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争";真理与正义相联"还是"真理与正义相离"之争。明辨这些论争,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他们在道德哲学运思上的理论秉性,把捉二者在政治哲学诉求上的基本实质。     

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以L省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判为视角

受历史因素影响,L省国有企业破产存在职工安置任务重、“僵尸企业”处置需要地方政府推动、国有企业破产以破产清算为主等问题。人民法院进行破产审判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因企施策。在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L省各级法院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关联企业整体重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实践中,仍存在的省级层面“府院联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国有管理人报酬支付等问题,成为制约“僵尸企业”处置的“瓶颈”。对此,亟需统筹全省相关单位部门,建立企业破产基金。     

编者的话

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两国间的贸易战暂告一段落.然而,贸易战背后的高科技技术与规则之争却不会因协议的签订而停止,而是会成为新形势下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本期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即聚焦于此.面对中国华为公司在5G技术上的明显优势,美国向其盟友施压,试图联合后者加以禁用或者限制,以阻碍中国在该领域获取主导权乃至规则制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