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南北之争 迈向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的共同目标,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围绕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国际上一直存在着南北之争。本文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分歧的原因,并从实际出发,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和途径进行了探讨。     

伦理是一种生活方式——韦伯道德哲学的诠释之路

韦伯伦理学说是当代"韦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贯穿于韦伯伦理文本中的"诸神之争"、"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以及伦理理性化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对韦伯伦理学关注的焦点.对"伦理是一种生活方式"命题的发掘,则为韦伯道德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浅议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以礼统法”现象

中华法系最重要的特点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即"礼法合一"。而在"礼法合流"中,礼和法的地位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以礼为主","以礼统法"。本文试图分析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以礼统法"现象,阐述其发展,剖析其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清末礼法之争中的劳乃宣

在礼法之争中为人所知的劳乃宣此前乃一合乎传统理想的醇儒循吏。在礼法之争中,劳乃宣坚持的都是关涉到礼教纲常的大问题,其论理不仅严密,亦颇现代。从政治立场来看,劳乃宣不仅支持君主立宪,亦对之颇为期待。可以说,劳乃宣并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迂腐遗老。我们对他也许应当给予更多的同情。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大清刑律草案签注考论

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签注是研究《大清刑律》和"礼法之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本文利用诸多历史文献,对1908—1909年之间,中央部院、地方督抚的签注做了系统梳理,考证其文献来源、整理要点、上呈过程和表现形式,澄清以往研究中不清楚甚至错误的地方,辨析了签注的形成过程及其中的倾向性意见,分析了签注在《大清刑律》制定中影响和作用有限的原因.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作为沈家本在法律领域贯彻"思想革命"的代表作,其得失是与政治领域的立宪运动同步的,由签注所引发的"礼法之争"的本质不是中西、新旧之争,而是法律领域"改良还是革命"的"主义"之争.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既与中国自身的状况相脱节,也不符合法律自身的演进规律,是一次有着严重缺陷的立法实践.     

“泛神论之争”中的理性与信仰问题——以雅可比的理性批判为中心

"泛神论之争"是德国观念论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这场争论的发起者雅可比则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性原则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指出,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反思性的理性演证来确定事物存在的根据,其结果将是与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相背离的机械决定论和无神论,从而削弱道德、宗教和政治的根基;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只能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而不能依靠理性的反思和推论,才能通达上帝在他的启示的直接性中向我们揭示出来的绝对真理。雅可比的理性批判及其信仰主义哲学中对"思有同一"原则的重申,对后康德的观念论哲学家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的北洋军——以士兵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辛亥革命中,作为北方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洋军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北洋士兵的意识是多样的。表现在革命初期就是军中有袁世凯的支持者也有发动起义响应革命的反清志士,更有混水摸鱼,从中渔利之徒。然而北洋军最终支持袁世凯,成为其纵横捭阖棋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其主要原因是南北议和过程中南方对北方轻视,导致南北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同时,辛亥革命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使北洋军担心革命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袁世凯利用北洋军人的这种心态将自己树立为稳定局势,保证北方利益的代表,从而为自己篡夺革命果实奠定基础。     

刑法行为人主义的辨析及其价值

刑法主观主义通常对应刑法行为人主义,刑法客观主义对应刑法行为主义,二者的争论在西方刑法学说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大多数学者会选择行为主义的立场,对行为人主义存在明显忽视,刑法行为人主义也曾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行为人主义其实不乏具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它在我国日益繁荣的刑法学研究中不应该被淡忘,对此有必要重提行为人主义,以充分发挥行为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行为人主义贯穿刑法始终,其至少应分别从刑法观、犯罪论与刑罚论三个层次逐一进行分析。近些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也涉及到诸多的行为人主义思想内容,像预防刑法、犯罪人处遇方式的发展、犯罪圈的扩张范围等。在理论上,应当主动运用行为人主义的视角与内容,去合理解释这些现实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地方也应当结合行为主义及时进行合理的刑罚限缩。在行为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形下,重提行为人主义,既是对未来刑法学发展的合理预见,也是对当下刑法的范围保持清醒认知。     

从“孟尝擅齐”看六国权臣专国之弊北大核心

孟尝君专擅齐国大权多年,刚愎自用的齐湣王登基之后,不愿接受“老臣”擅权的既有格局而致力于强化君权。他们两人的“各行其是”激化了君相之间的矛盾,导致齐国政治气氛空前紧张和恶化,并且祸延列国外交大局,“国际形势”为之大变。“弱燕破强齐”,致使齐国元气大伤,齐、秦两国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六国联合抗秦的大局遭到严重削弱和破坏。“君相之争”的客观后果是齐国内政不修、外交失败,齐国政权一度濒临覆灭的危机,孟尝君所代表的宗室贵族把持国政的政治体制对此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齐国政局危机爆发之时,毕竟是在齐湣王排斥了孟尝君而大权独揽之后,故误国罪责他应该分担更多更大。齐湣王本来就是德不配位的统治者,却又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最终导致国破身亡的悲剧发生。孟尝君“擅齐”的行为及其引发的后果,恰好为韩非所警示的明君必须防止出现大臣专断国政之说,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