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授权立法》系列之三授权立法的未来命运

授权立法应该继续存在,还是予以终结？这是持续多年的一个争议话题。早在十多年前制定立法法的过程中,围绕“授权立法”的命运,就曾发生过激烈的存废之争。“取消派”认为,授权立法是法制空白时期的特殊产物,是经济改革摸索阶段的特殊需要,随着国家法制的逐步完善,授权立法已无实质意义,理应取消,以彻底杜绝可能引发的各种负效应。“保留派”则认为,经济改革是一个漫长曲折、不断深化的过程,应当保留授权立法,继续发挥其应急、先试、实验等功能。尽管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最终肯定了授权立法制度,但争议并未平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平似乎也越来越多地向“取消”一侧倾斜,     

从中欧光伏之争看当前中欧关系

自2012年7月以来,中国与欧盟围绕光伏贸易问题的争执逐步升温。至今年6月初,不少国际舆论甚至认为中欧之间出现激烈贸易战似乎难以避免。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宣布建立10周年之际,如何解读关于中欧关系的类似认知,对理解和判断今后中欧关系的发展走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简要回顾了中欧光伏之争的由来及其近期进展基础上,结合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本定位及其内涵的综合分析,认为中欧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大势仍值得乐观期待。     

解释是一种“连锁活动”吗——法律解释理论的费什—德沃金之争

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斯坦利·费什和罗纳德·德沃金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法律解释论战。该论战从德沃金的连锁小说隐喻开始,内容涉及法律规范的意义来源、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解释行为之限制甚至法律解释的道德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费什从文艺批评和文学解释的角度对德沃金提出的批评和反驳极富启发性,他认为解释总是先在地渗透于我们的思考之中,受我们自身的镶嵌性背景所约束。这一观点无疑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法律解释性质的认识,对于正确看待解释者的自由裁量,增进对解释者解释合理性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     

从“昭君怨”到“帝王悲”——《汉宫秋》对忠奸之争模式的借用与升华

《汉宫秋》借助于人们一般用昭君之“怨”来解读“昭君和番”故事的接受心理,采用惯见的忠奸之争模式来结构全剧。通过转移角色视界,将叙事焦点集中到对汉元帝契约型心态的敞亮和心灵深度的发掘上,使《汉宫秋》超越了一般的忠臣悲剧而成为一部真正的人生悲剧。     

昭君自有千秋在

公元前52年,因权力之争,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打败后来到长安,汉宣帝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并派一万骑兵、赠粮食三万四千斛,护送呼韩邪单于返回漠南,使其日益强盛起来,并帮助呼韩邪单于征服了其他各部,巩固了王位。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来到长安,提出和亲请求,汉元帝欣然应允     

争论中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

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问题的争论 ,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评价问题 ,涉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系统性、统一性和价值问题。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的基本问题的态度 ,包括法与经济关系的理论 ,法的阶级性理论和法的历史发展问题。当然 ,对前一类问题不仅仅是认识问题 ,也有个态度问题 ;对后一类问题也不只是态度问题 ,同样有个理解的问题。一切严肃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这些问题上尽可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从公司法思维审视家族企业控制权之争

家族公司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家庭治理现代化,为促进企业基业长青,提升家族企业治理水平,必须把完善家庭治理放到首位近日,当当网的创始股东夫妻二人李国庆与俞渝争夺公司公章的新闻上了热搜榜,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围观点评与扼腕叹息。类似戏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     

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

康有为为何至死不见孙中山？黄兴为什么不取代孙中山？宋教仁死在谁的手里？粱启超为什么不敢千革命？手庀脚乱的袁世凯，飘然引退的蔡锷，陶成童死之谜……各路人马纷至沓来，辛亥乱象跃然纸上。本书以独特的“角色意识”审视辛亥前后的典型人物，通过其台前幕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近代中国的变化轨迹，刻画出生动的角色群像。其实，主角之争，就是利益之争，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争的就是独占胜利之果。     

任弼时陈独秀之争的背后

任弼时在1927年6月底与陈独秀的争斗很出名。任弼时交上书面材料，被碎之于地。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之间的矛盾，关系到大革命失败等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斯大林发来的、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都看不到的机密电报《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罗易告密后又百般掩饰，还设法通过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建议。于是发生了任、陈的争斗。罗易的告密，最终导致汪精卫的叛变。     

儒法之争与儒法整合——儒法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

学术思想的发展同国家的政治实践相伴相生,凡具备治国才能的统治者都能积极从中汲取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治国方略。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与法家在人性和政治方略上的分歧,导致两家思想上的激烈冲突。同时,双方在历史发展、学术思想以及官僚体系和帝王政治中又逐步体现出整合的趋势。儒法两家思想的斗争、对立与整合,不仅引起古代思想、法律、制度及政治策略的巨大变革,也为儒法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