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到自律——康德道德哲学逻辑推演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被誉为是作为其道德哲学的一本重要的著作,书中简要地把道德哲学从一般大众通俗的道德,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进入到纯粹实践理性,当中他由先天的理性出发,一直到道德最后必然走向自律作为最终目的,这个过程是论证其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也是了解他的道德哲学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先验方法论视阈下的法哲学体系——读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正>一、法哲学体系的基础:人的尊严的论证与确立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宣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而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于这个不成熟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自主地运用我们的"理性"。正是在自主运用我们的理性以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次知晓了通过"我"作为主体来建构一整套严密的知识体     

千秋壮观君知否——青年王国维在上海

22岁的王国维从外省来到上海,随即被推到时代风潮的前线。近代上海五方杂处、包容多元,从中孕生出一种讲求诚信和实利的精神形态,而青年王国维独钟情于“哲学”,他以《教育世界》为基地,广泛引介其所谓“纯粹哲学”,为上海迎来“形而上学”的高光时刻。可以说上海也因为王国维,在诚信和实利的基础上更产生某种超越性的精神。王国维从叔本华转向康德,即希望中国人放眼世界、正视现实,树立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他以哲学为纲,以美育为目标,从思维方式、学术传统、大学学科、美育普及到国民人格等方面建构了一套制度移植的现代性方案。然而,哲学“可信”而不“可爱”,理性与感情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这是王国维的悲剧所在。沪上十年,青年王国维扮演了输入“理性”之光的角色,然而“理性”却激起他的感情反弹,使他对理性的局限产生警觉,也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之镜。     

康德人格概念的内涵演进及其哲学意义

在1781年前后，康德接受了理性心理学的人格概念，它有着两方面的规定：一是保持灵魂自身号数上同一的统觉的先验统一；二是意识到自身是同一的经验性实体。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康德强调人格性概念的实践运用，由此实现了人格概念的内涵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根本性转变。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康德除了进一步表明人格是以人格性作为自己的规定根据的这一思想外，还将人格概念置于不同的“关系”范畴下揭示出由一般实践理性向纯粹实践理性逐步进阶的自由范畴。到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对人格概念的解释进入到“模态”的范畴层面，明确其实质就是“归责”。深入地把握人格概念的丰富内涵，对于准确理解康德哲学的实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精神和肉体关系的视角重新思考良知——阿多诺的分析及其启示

无论是康德还是海德格尔，他们都不是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良知。阿多诺借用心理学中的“超我”概念分析康德的良知概念。这种超我不过是把道德规范内化到人的无意识过程之中，是一种精神和肉体分裂的产物，是束缚人的。良知是不自由社会的污点。既然现代社会仍然不是一个自由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还需要良知。但是这种良知是肉体和精神，道德规范和肉体冲动之间的对立与和解。从这个意义上所理解的良知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道德上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