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康德至善论的比较评析

本文试图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对"至善"概念的理解,"至善"的实现途径和方式,以及"至善"的伦理视角等三方面内容的异同,来分析比较二者伦理思想。     

人权概念的正当性何在?——康德伦理学对人权概念(以生命权为例)之奠基性意义

无论是人权概念的先验式还是经验式推定,它们所依赖的"人"这一概念都是近代以来的"自然人"———不凭借信仰和神性来支持生命意义的人。正是在一个韦伯所说的"脱魅"之后的世界中,康德论证了人本身的独立和绝对价值,从而为人权概念奠定了根基。以康德的论证来看待现代社会对生命权———死刑、堕胎和安乐死———的争论,或许能够获得新的理解。     

作为哲学范畴的“实践”概念的历史演变

"实践"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哲学概念。在中国哲学里,实践范畴以"行"或"履行"等术语的面目出现,"行"或"履行"的内容往往局限于儒家视野下的伦理道德知识和个人品德修养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就是"以自身就是目的"的活动。康德则提出了实践理性的概念,区分了实践活动中的"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道德概念的实践"。黑格尔则把精神的外向性活动称之为实践。马克思着重从反方面发展了实践的传统,将感性的人的活动纳入实践范畴,并指出实践作为现实社会总体生活的三层含义,从而奠定了科学的"实践"观。     

康德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哲学——三种解释的尝试

康德历史哲学的地位和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处在争论当中。以历史理性批判问题为线索,康德的历史哲学相关文本可以分为三类:自然理性的现象史、判断力的反思史和道德理性的建构史。道德理性的建构史代表了康德后期关于历史哲学的成熟思考,实践理性批判因此可以看作为康德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     

环境问题的伦理学解读——质疑康德的“人是目的”

康德以人为本明确提出人是目的这一道德律令,在人际的范围内,为人性的解放,实现人的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开了历史先河。然而,突破人类的视阈,人是目的还成立吗?人类遭受的并正在遭受的一切警示我们:过分的夸大人的目的性,无视自然界特别是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后果是可怕的。康德"人是目的"这一绝对命令也正在遭遇着自然的质疑和拷问。     

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在故我思”——自我观念中时间的增补

"我思故我在"是主体形而上学的基石,笛卡尔试图通过这一原则证明超时间性自我的持存。康德与胡塞尔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一原则,但在他们的主体观念中都有一种超时间性的自我维度。这一原则在现象学运动中受到了置疑,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等人将这一原则颠倒为"我在故我思","我在"是一种在时间性中的存在,从而批驳了主体形而上学中关于自我主体的实体性、均质性、唯我论及无限性的观念,认为真正的主体是非实体的、丰富的、与他人共在的,也是有限的。     

浅析康德与马克思自由观之比较

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自由精神。整个德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论证人类历史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康德、马克思的哲学都是这种现代自由精神的伟大代表。     

康德的善良意志及其当代意义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康德所提出的善良意志是道德的基础,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以及人为自己立法等观点,对当代的公共行政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先验自由与时间的深层关系

初步看来,先验自由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康德哲学中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对于康德,先验自由是纯粹理性独立于自然因果性并自行开启一种状态的能力,而时间则意味着一切物（感性杂多）在其中都必然具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关系,即一种规律性或必然性,因而意味着与先验自由的对立。但是,通过深入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我们发现,一方面,时间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比自然规律乃至纯粹知性原理更高阶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唯有把时间及其在事物中的关系理解为客观实在的,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知性为自然立法无法体现出自由,因而才能理解自由与时间之间的对立关系。     

美：作为实现至善的环节与作为知的形态——席勒与康德审美思想的差异

康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他的哲学目标是作为理性主体的人如何实现至善,也即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由。席勒则认为,一个服从道德律的人由于感性受到压迫仍是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只能通过感性与理性在美的艺术中的和谐一致才能实现。因此人被规定为美的人性,只有具有美的、完整的人性,人才能够算是真正的人。康德的自由的当下在于道德法,席勒的自由在于美的交往。康德的美是形式规定,席勒的美则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美在康德那里是特殊性的环节,对于席勒则是思想的尺度,具有完整的知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