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激进主义的陷阱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为什么10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出现?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30多年来,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相应成长起来,国家缺乏来自社会的多元整合功能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自邓小平     

关于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的理论梳理及其评析

价值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文德尔班第一次指出“价值问题已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当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都特别重视研究价值问题,其基本观点可分为价值主观论和价值客观论两种。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科学不讲价值,价值是主观的。舍勒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价值伦理学的奠基人,他持一种新的价值观——价值客观论。理性地审视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论,重视其思想的合理性,摒弃其中的片面性,对于价值认识的系统化,对于构建科学的价值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当代青年的理想实现——以切·格瓦拉思潮分析为例

切·格瓦拉思潮从西方传入中国,在中国已经成为影响青年人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成为由多种价值观塑造的格瓦拉"形象".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格瓦拉形象做出客观的评价,应吸收其精华:青年人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去除其糟粕:消除叛逆文化的色彩.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要用科学的世界观分析和引领格瓦拉思潮,将对待格瓦拉思潮的客观态度与引导青年人个体精神需要相结合,将精神境界的崇高性和脚踏实地的现实性相结合.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政治观念发展的影响

民族主义思潮易变的特点正好与青少年求新、求异、求变的天性合拍,它们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经历了从民族意识,发展到民族主义萌芽、酝酿、高涨,再到新一轮民族主义高潮的出现三个阶段。在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的政治观念也经历了从低落到高涨的变化。这种变化与青少年政治观念的发展指标呈相关性,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和了解民族主义思潮的动向极有帮助,以利于对青少年进行正确引导。     

跨文明研究:把握住世界学术基本动向与学术前沿

跨文明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思潮。跨文明研究是一种强调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的研究。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在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互补性。跨文明研究以追求一种“异中之和”或“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而区别于全球化思潮。当前可以从3个学术前沿的问题来切入和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一是“送去主义”或“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理论问题;二是比较诗学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异质文明的不可通约性和可通约性研究问题;三是跨文明研究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问题。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社会思潮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要求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通过揭露资本逻辑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我们认识各种社会思潮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尺度;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所蕴含的实践视角、历史视域及辩证分析方法,是我们透视各种社会思潮实质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理论视野,为我们引领社会思潮提供了方法论启迪。     

拂去历史尘埃 再现《桥》之光采——“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在苏州举行

1947年 11月到 1949年 3月，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发生过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的热烈讨论。这是一场涉及台湾新文学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不幸，这场论争因遭受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而夭折。岁月流逝，史料尘封，先是国民党钳制人们的思想，使这批史料无缘与世人见面，台湾“解严”后，又遭到“台独”势力的刻意歪曲，致使人们还是不能了解此次文学讨论的真相。事隔 40年后的 80年代，持有“台独”观念的文论者，掌握了这场争论的资料，却心怀叵测地秘而不宣。 　　但是，历史是不会被尘埃永远遮掩的。近年来，一些台湾思想界、文…     

民族主义话语及表述实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思潮及其历史影响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发生多元剧烈变动的重要历史时期。自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著名的《哲学书简》并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震惊时刻起，就在精英知识分子中间展开了针对俄罗斯命运与前途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表述。这种表述的大方向是在短时期内充分学习西方的前提下，确立俄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独特文化身份。期间俄罗斯传统文化...     

社会思潮的类型和基本特征浅析

社会思潮的类型复杂、多样。从性质看,有进步的社会思潮,也有错误、落后的社会思潮,还有一些中性的社会思潮。按社会思潮的规模和影响大小划分,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社会思潮、主潮和支潮等。社会思潮具有阶级性、复杂性、时代性、变动性等基本特征。     

论明人对杜牧诗的忽视与批评

久负盛名的唐代大诗人杜牧，在明代诗歌接受史上其关注度和好评度竟然下降到二三流诗人的水平．甚至受到部分诗论家的激烈批评。这一现象源于明人的诗学观念，一方面。由于文学流变观念的强化，杜牧被认定为一个“变之极”的晚唐衰世代表性诗人：另一方面．因与宋诗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杜牧被极端宗唐抑宋的明人看作开宋诗“不良风气”的罪魁。杜牧诗的这一遭际展示了一种普泛化、极端化的诗学观念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明人对具体诗人和作品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