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呈现

在当今政党政治时代,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有了鲜明的呈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存在阶级基础和代表范围方面的差别,但是党际之间不断求同合作、实现了共生发展,避免了西方政党模式的权力独占和政治资源浪费,提供了远比西方政党模式高得多的治理效能.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无疑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不争执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不争执条款既有阻碍竞争的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美国、日本、欧盟在认定不争执条款的效力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即一般指导原则下的个案分析。它们运用一套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具体规则,将宏观经济背景、技术发展水平、市场结构状态、权利质疑成本等因素类型化、具体化,主要依合理原则进行考量,协调知识产权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变化。我国应当甄别性地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不争执条款的立法和执法。     

恩格斯晚年的斗争精神及其启示

作为“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在晚年积极指导和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他坚决反对错误倾向、纯洁党的组织,严格划清思想界限、捍卫马克思主义,重视党的纲领的制定、明确党的斗争方向,倡导党内纪律和批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广泛地接触群众、壮大党的革命队伍,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恩格斯晚年展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不能随着时代变化而减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斗争意志,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增强斗争本领,赢得更大荣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六重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民主逻辑、绩效逻辑和制度逻辑的辩证统一。理论的逻辑是指引,规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性质和方向;实践的逻辑是基础,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初心和使命,反映了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必然性;文化的逻辑是根基,提供了思想支撑、内在动力和实践维度,赋予其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精神标识;民主的逻辑是本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和人民民主的真谛;绩效的逻辑是优势,展现了相对于西方政党制度和苏联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制度的逻辑表明,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执政和参政体制、新的政党制度范式和新的现代治理方式,为世界贡献出政党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新中国成立70年制度治党的历史沿革与经验启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要管党,必须筑牢制度治党这一基石。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脉络,制度治党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特点有所差异,呈现出继承与创新的发展态势,并形成了宝贵的经验启示。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改革,强化制度治党的政治保障,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等举措来进一步夯实制度治党的有效推进,让制度治党在完备的保障机制中得以正常运转和发挥作用,对于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社会标准视野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设计的多维自信

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政党制度自信是制度自信的重要一环。西方长期自我标榜多党制(两党制)是普世价值,美国妄图以此重建中国,而我国某些人对改革发展中一些阶段性矛盾动辄归咎于一党执政而迷思西方政党制度。对此,以社会标准衡量和认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设计,发现其历史性、整体性、协商性,这对于坚定四个自信、确保政治忠诚,具有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