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经济学思想概观

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中共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介入中国经济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传播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与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同,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并与其哲学研究密不可分,同时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对李达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重要的作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与《资本论》的方法论在三个层次上的比较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临的实际的经济问题与马克思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了,那么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就必然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坚持什么?发展什么?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宁波建立“行贿记录”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撰文指出，在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两个概念的认识上，目前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政治经济学往往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或要突出政治性的学科，因而政治经济学书籍常常被作为政治教材、宣传材料或思想教育读本。二是部分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并认为经济学是最基本的基础理论科学，有的甚至将其定位为无阶级性、无国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则是一个学派，或专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提出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是建立基本理论经济学。     

偏好、制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冷战的和平终结,经济要素和国内政治过程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十几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对全球经济和国内政治的关注。在统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政治和经济两种力量的学术努力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增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理解并推动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本文旨在分析和评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进展、主要研究问题及其取得的成果。     

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一起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响应党的十七大的号召，“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关于犯罪及其控制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犯罪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表现之一,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业",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无法对它视而不见,也就是说,犯罪问题是影响公共决策的因素之一.表现之二,在诸多犯罪相关因素当中,公共政策是一个最为活跃而重要的变量.因此,一个必然性结论是适当的公共决策就是最好的解决犯罪问题之道.本文表达了作者对犯罪及其控制的深入反思和基本观点.     

2007年政治经济学热点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2007年,经济理论界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发展态势,围绕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政治经济学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各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现就代表性观点评述如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及现代动态

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科学的哲学基础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神秘面纱"。为了深刻研究并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就必须明确其来龙去脉。任何社会科学都有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迎接挑战,再铸辉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路与发展前景是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固有的范式,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现代化,以构建起理论现代化的桥梁。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即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突破"传统范式"与"西化范式"。     

上网也是劳动吗？——数字劳动泛化批判

现今,数字劳动存在诸多的争议焦点,核心争议在于：上网也是劳动吗？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对数字劳动进行了泛化解读,强调互联网用户的上网活动也是一种数字劳动。然而,上网不是劳动,不能把数字劳动过度泛化,数字劳动泛化将可能造成数字劳动理论研究的混乱之态,影响经济实践的高质量发展,导致经济统计的偏差现象。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针对数字劳动泛化争议进行批判,明确数字劳动的内涵与外延,显明互联网用户的上网活动只是生成数据原材料的数字活动,并非真正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仅是数字劳动者借助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对互联网用户生成的数据进行复杂化加工的活动。     

数字平台“产消合一”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辨析

数字平台用户的“产消合一”现象备受学界关注,但福克斯等人的“产消合一”界定过于笼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将“产消合一”分成平台用户纯粹的使用行为、创造性的内容发布行为、通过发布内容获取收益的行为,以及受雇于平台或第三方而进行内容创作的行为。其中,前两种类型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行为,后两种属于生产行为,也是创造价值的行为。前两类用户创造的数据实际上来自平台公司雇佣者的劳动,用户并未在平台使用过程中创造价值。平台与用户之间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那么用户就没有直接受到平台剥削。但用户行为数据确实为平台带来了大量收益,这是由于平台既通过垄断数据获得了生产要素价值分配的租金,又凭借金融资本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透过“产消合一”现象探查其背后的机制,才能解决当前用户和平台的矛盾,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