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性重建中的影响和作用

恩格斯对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根本性变化的观察和研究,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与论述在马克思主要经济学著作的完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的批判分析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重要意义,成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批判分析的参照点。恩格斯基于数据分析提出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后果的见解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模板。     

政府规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行政法的考察

经济行政法是法律层面重要的政府规制工具之一。我国经济行政法律制度在理念、体制及运行方式等方面仍有待改进。对经济行政法的考察既有利于政府规制公益和私益平衡下的正义诉求,也有助于经济行政法制变迁方向的导引。政府规制过程中经济行政法的政治一经济属性表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放松管制,实现经济行政法的制度变迁,是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路径选择。     

大人的幼儿园

<正>30年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谈到世界各民族的童年有的是"野蛮的儿童",有的是"早熟的儿童",希腊人则是"正常的儿童"。当时很自然地就把我们中华民族归入了"早熟的儿童"。后来听说张光直先生把中华文明"正名"为正常的文明,希腊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特例",这是把早     

法律哲学的社会—政治基础——论马克思法律理论建构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

受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转变的影响,马克思法律理论的建构遵循了"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这种进路的选择不仅不是马克思的疏忽,更是包含着马克思本人促进人类解放的伟大担当和理论旨趣。而且,这种进路触及到了法律的一个特征,即法律的非自主性(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对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最为重要的发现,它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也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在对“经济事实”进行经验抽象的古典范式和对“经济行为”展开主体想象的思辨范式的积极扬弃中,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并借此展开了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科学解剖。以唯物史观为内在思维方式,马克思科学地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并深刻回应了困扰人类已久的“历史之谜”。由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才堪称“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历史科学家”的称号也才名副其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大地”,以当代“中国事实”为逻辑起点;解释“中国道路”,以回应“中国问题”为理论任务;体现“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原则;服务“中国人民”,以引领“时代潮流”为责任担当。以此为基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向度

时代的呼唤,造就理论的需要;理论的发展,筑就实践的未来。指向“过去”既是对于过往实践活动也是对于经典著作的关注,在实践活动中通过对于研究起点与终点逻辑受益主体的认识确证研究的正确方向;在经典著作的研究中重视大众化的研究认识到理论变为现实力量的现实意义。指向“现在”尝试以“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具体”与“抽象”这三个辩证思维方式为例说明研究在之于实践的时候是如何作用于研究方向与内容的思考。指向“未来”是指将马院置于达成前述指向要求的主体位置并将马政经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上,去重视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开展大众化课程的建设与研究,服务好现实的需要,以此实现三者逻辑上的统一。     

金融政治学:地缘政治竞争下的新议程

金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已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内涵和边界。但是,由于其诞生和发展植根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议程在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及其所导致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策调整上仍存在局限,尤其是对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层面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关注不足。作为研究方向和研究议程,“金融政治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囊括和融合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金融议题,尝试对政治和金融的关系进行更加系统的探索。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和地缘政治博弈回归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政治学核心议题至少包括五方面内容：支撑中国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最匹配金融体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最佳系统性策略,提升中国国际金融权力的最稳妥金融方略,应对大国金融博弈和国际金融制裁的最有效手段,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有序变革的最可行路径。